法庭话语打断现象与性别研究

刑事法庭打断现象与性别研究[1]

廖美珍 龚进军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430079）

     中文摘要：本文探讨中国法庭审判中打断现象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研究对

               象主要为法官、公诉人和律师这些从法人员。我们分别从打断

               数量、打断原因、打断位置和打断模式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目的是更深入地揭示打断与性别这一现象，从而帮助改善法庭

               审判交际，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关键词语：法庭话语 打断 性别

1. 导语

    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在社会交际互动中应该是轮流讲话，而且一方要等另一方讲完之后，才能开始说话。但在实际社会交际互动中，这一点往往很难做到。打断（插话）现象比比皆是。从话语交际表层上看，这种打断是对互动秩序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因此，研究话语的表层秩序的破坏情况可以揭示深层的原因，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社会互动机制和人际关系，改善交际互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维护和追求的是社会秩序，法庭是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的地方。在法庭审判中，法律有一整套程序和规则来维持、实现审判的秩序。因此，按道理讲，或者从理论上讲，法庭话语应该比日常话语更趋向理想的状态。但我们发现，法庭话语互动同样存在秩序“破坏”的情况。因此研究法庭话语秩序的“破坏”不仅具有语言学上的意义还有法律上的意义。迄今为止，作者对法庭话语互动的打断现象做了一定研究（廖美珍，2004，2009，2013），主要结论[2]如下：

   （1）法庭打断主要是为了控制和支配，因而冲突和对抗是主要的，合作是次要的。（2）法官和公诉人打断他人话语的比例在法庭审判参与者中最高，而且这种打断的总的特征是冲突。法官的打断行为既有程序上的，也有实体上的；有作为仲裁第三人介入性的，也有作为实体调查者实施的。但是后者的比例高于前者。（3）在民事审判中，打断行为基本上属于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则主要属于法官和公诉人。打断也是一种策略。辩护人和被告之间打断很少，而且主要是合作性的。交叉询问中的打断主要是对抗性的，直接询问中打断很少，主要是合作性的。（4）打断的原因依次是：话语过量，催问，话语不相关，核实或澄清信息，话语啰嗦冗赘。（5）打断一般有四种模式：1. AB（一次）型；2. AB-AB（连续）型；3. ABA-BAB（相互交叉）型；4. ABC（第三者）介入型。（6）冲突性的打断话语与被打断话语之间在内容和形式上是不协调的，而合作性的打断话语和被打断话语之间有一定的和谐关系。在内容上体现为“支持”丶“补充”丶“附和”丶“话题一致”丶“方向一致”，等等；在形式上表现为：“话题—评论”丶“主—谓”丶“动—宾”，等等。（7）法庭话语打断现象研究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程序和实体正义问题。

除了从数量、位置、原因和模式上进行研究外，作者还从权势和地位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刑事审判中，在连续复杂的打断关系中，总是以法官或者公诉人打断他人（主要是被告）的话语结束。以他人话语打断法官话语而结束对应互动的现象出现在民事审判中。这说明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两类活动参与者之间的权利和位势关系的不同。

本文专门研究法庭打断与男女性别之间的关系。具体问题是：（1）是男性打断多还是女性打断多？（2）男女在打断位置丶原因和方式上有无区别？研究这些问题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还没有涉及法庭审判话语中性别与打断这一问题（也没有其他人涉及这一问题）。其二，我在北京等地的法庭田野调查和法庭审判语料分析过程中，发现女性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法官）不少；而且感觉女性在法庭上的表现比男性更加“咄咄逼人”。其三，在以往的（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基本结论是：男性打断他人多于女性；女性比男性被人打断的情况多；在相同性别的话语互动中，男女打断数量分布均衡，而在不同性别的话语互动中，男的打断女的多；女人的不自信的言语行为更容易为人打断，而女人打断别人时，也没有男人果断（Zimmerman and West 1975; Beattie 1981; Murray 1987; Nohara 1992; James and Clarke 1993; Marche and Peterson 1993; Irish and Hall 1995; Zhao and Gantz 2003; Li et al. 2004）。这些研究结论是基于日常会话或者实验性会话的，我们需要用机构话语来验证。还有，以往他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数量。我们认为数量只是打断现象的一个方面，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揭示这个现象，我们拟从数量，位置，原因和模式四个方面着手。

2. 语料说明

本文从我们自2000年以来收集并建构的中国法庭审判话语语料库中，提取8场比较有代表性的刑事审判和4场民事和行政诉讼录音的文字转写形式作为语料，从数量丶位置丶原因和模式四个方面来探讨性别与打断的关系。本文所有语料均在征得有关机构和人员允许的情况下收集，并按照我们自己设计的方法转写（廖美珍，2004）。语料具体说明如下。

2.1刑事诉讼语料

    （1）北京：算命诈骗案（2001年，5女被告人，女审判长，男公诉人）；（2）北京：法院审理纵火烧车毁坏财物案（2001年，男被告人，男审判长，男公诉人）；（3）北京：法院审理玩忽职守案（2000年，男被告人，女审判长，男公诉人）；（4）北京：法院审理重婚案（2000年，男审判长，女代理人，女自诉人1，男被告人，1女被告人）；（5）北京：法院审理敲诈勒索案（2005年，男被告人，女审判长，男公诉人）；（6）武汉（中级法院）：信用证诈骗案（2000年，男审判长，男公诉人，女被告人）；（7）新疆（乌鲁木齐）：盗窃案（2011年，女审判长，男公诉人，男被告人）；（8）新疆（乌鲁木齐）：伤害案（2011年，男审判长，2女法官，男公诉人，男被告人）。

2.2 民事和行政诉讼

   （1）民事：新疆（乌鲁木齐）劳动争议案（2011年，女审判长，男原告代理人，男被告代理人）；（2）民事：新疆（乌鲁木齐）交通赔偿案（2011年，女审判长，女原告代理人，男被告代理人）；（3）行政：新疆（乌鲁木齐）：某某公司诉某某局（2011年，女审判长，女法官2人，男原告代理人，女被告代理人）；（4）行政：新疆：某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某管理局（2011年，男审判长，女法官1人，男原告代理人，女被告代理人）。

3. 打断与男女性别

法庭审判是参与者之间势位差距最大并且最显著的话语活动之一（廖美珍， 2004）。这种势位差异（加上一些特定的法律程序规定）一定会影响言语行为的表现，比如打断现象。因此，为了减少这一因素的干预，我们主要分析研究法官、公诉人和律师这三类势位相对接近一点的参与者打断情况。我们在表中附带列出了原、被告人和证人的打断情况（黄色部分），仅供参考（将来另外专门研究被告人的打断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3.1打断数量

    有的审判时间长，互动多，语料量大；有的时间则相对较短，语料量相对较小，因此单纯把案例打断总量相加的做法很难准确说明打断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统计了每场审判的话轮和相邻对数量，按照打断与话轮相邻对之比来说明打断数量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也即是按照参与互动的量来判断打断的量。下面是各案例的打断具体分布情况。

3.1.1 民事诉讼

（1）劳动争议案

（2）交通赔偿案

3.1.2 行政诉讼

（1）

（2）

3.1.2刑事审判打断概况

（1）重婚案

（2）敲诈勒索案

（3）玩忽职守案

（4）毁坏财物案

（5）信用证诈骗案

（6）算命诈骗案

（7）盗窃案

（8）伤害案

3.1.3 统计结果

    我们把男女打断的话论比分别相加，然后除以各自的人数，得出各自的平均比例如下：

    （1）女性（法官、公诉人、辩护人等共计14人）话论/打断比平均数为13.7%；

    （2）男性（法官、公诉人、辩护人等共计15人）话论/打断比平均约为9.6%；

    （3）女性打断比例高于男性约4.1%。

3.2 打断原因

    打断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以格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作为判断打断原因的标准。除此之外，增加了几个这些准则无法包括的其他原因。（1）Quant（量准则）表明信息不够或者过多；（2）Qua（质准则）表示话语不真实或者不可信；（3）Man（方式准则）表示话语含混不清或者啰嗦；（4）Re（关联准则）表示话语不相关；（5）Ref（重述）表示对对方的冗长或逻辑不清的话语作简洁明了的表达；（6）In （坚持）表示坚持话语权（话论）；（7）Co（合作）表示（急于）合作；（8）others（其他原因）。下面是统计列表细则。

3.2.1刑事审判

表1：女法官

表2：女公诉人

表 3：男法官

表4：男公诉人

表6：男律师

3.2.2 民事审判

（1）男律师

（2）女律师

（3）女法官

（4）审判长（男）

3.2.3 统计结果

    我们把所有男性和女性各自打断的原因分别逐一相加，然后除以各自的人数，得出如下结论：

   （1）男性打断原因：Quant（量）: 13.34; Qua（质）: 0.96; Man（方式）: 1.45; Re（关联）: 3.5; In（坚持话语权）: 0.35; Co（合作）: 3.0;  Refor（话语重述）: 1.3; Others（其他原因）: 9.3。

    把“其他”一项排除开外，男性打断他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话语量”，其余依次是“关联性”、“急于合作”、“方式”、“话语重述”和“话语质量”。

    （2）女性打断原因：Quant（量）: 10.5; Qua（质）: 0.8; Man（方式）: 2.5; Re（关联）: 4.2; In（坚持话语权）: 0.3; Co（合作）: 3.4; Refor（重述话语）: 1.8; Others（其他原因）: 5.1;

    同样，把“其他原因”排开在外，女性打断他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话语量”，其余依次分别是“话语关联性”、“急于合作”、“说话方式”、“话语重述”、“话语质量”和“坚持话语权”。

    （3）男女在打断原因方面的表现基本一致。

3.3 打断位置

    一句话有一定的构成成分，有一定的结构，而这些成分在一句话中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不同位置上的打断对话语造成的破坏性或者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样，通过对打断位置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揭示打断双方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了解打断对交际的影响。通常，一句话最重要的成分是开始，其次是中间部分。因此，对开头和中间成分的打断对交际的破坏性最大。道理很简单，打断越是靠近开头的位置，则一句话无论是从信息内容还是句法形式上说，越不完整。由于人们说话并不严格遵守固定的“主-谓-宾”模式，由于人们在一个话论里说的话并不一定就只有一个句子，因此打断的位置也只能是一个大致界定。开头和结尾相对容易一些，中间我们做了三个划分：分别是“中间靠前”，“正中间”和“中间靠后”的位置。就句法或者单个言语行为而言，打断的开头位置相当或等于句子的主语或者话语的话题，抑或话语启动语；中间位置等于谓语或者评论语；结尾则一般是宾语、补语或者话语的语气词。之所以把中间位置分成三个部分，主要是鉴于人们说的话不是简单地由主谓宾三个成分组成，这三个主干成分中间会有各种各样的修饰语或者插入语。所谓“正中间”位置，典型的情况是话语的主干谓词；“中前”和“中后”则是指环绕主干谓词周围的修饰语或者插入成分。在统计分析的时候，我们把开头和中间靠前的两个位置一起计算。

3.3.1 打断位置细则

（1）男法官打断位置

（2）女法官打断位置统计

（3）男公诉人打断位置统计

（4）女公诉人打断位置统计

（5）男律师打断位置统计

3.3.2 统计结果

    我们把所有男性和女性的各自打断位置分别逐一相加，然后除以各自的人数，得出如下结果：

   （1）男性打断位置：开头+中前=5.58%；中间+中后=12.5；尾端=2.18；

   （2）女性打断位置：开头+中前=6.22；中间+中后=7.5；尾端=0.52；

   （3）女性打断位置靠前的比例略大于男性，中间和尾端位置的比例低于男性。但就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看，女性开头位置打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男性。

3.4 打断模式

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揭示了法庭互动话语打断的四种模式，分别是AB；AB-AB；ABA-BAB和ABC（廖美珍，2013）。AB为常见的一人实施的一次性成功打断。例如：

 审：800万第一，第二次800万贷出去以后回来吗？

 被：贷出去▲

 审：      ▼按期回来了吗？  

 被：利息按，按期回来了。

AB-AB为一人实施的对同一互动对象的连续多次打断。例如

在下面的互动中，法官第一次插话没有能够让被告人停下来，便再次打断，并使之停下：

    审（男）：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被告人陈玲做最后陈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无关本案的一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听清楚了没有？就你自己的案件，你自身来讲。啊。

被（女）：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法庭上的各位：衷心地感谢法庭给我这

     个宝贵的机会做法庭最后陈述，我有几点认识和想法在这里向各位

     大人汇报。第一：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自己国家的

     基本治理方略，∥      ∥这使我对今天的庭审充满信心▲

审（男）：          ∥陈玲啊∥                          ▼不讲这些好不好啊。你只对你的实际啊 ，你这讲这要讲一天啊你只对你的处理啊，对案件的处理啊，好不好，你归纳一下，我刚才看到你的书面辩护词交给法庭的，16大依法治国啊，用马克思主义辨证观点来认识本案那，这些对这个实际案件的具体操作没有关系，这个纯理论的东西。好不好。就你这个本身来说，对你自己处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ABA或者BAB，是互相打断，而不是单向打断。例如下面的互动。

     审（女）：多少钱？

     被（男）：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资金是８００万，不够的地方通过贷款，这

         个贷款两，两，呃，原来讲的是四千万，我们公司▲

     审（女）：                                       ▼当时你商量的是

         多少钱？准备要拿出来多少钱？不管包括，贷款也好，从什么途径来

         的这笔钱也好，包括所有你们公司找来的钱也好▲                       

     被（男）：                                     ▼包括贷款就是说▲

     审（女）：                                                     ▼

         准备出多少钱？

     被（男）：包括贷款，贷4000万，给他两千万，我们用两千万。

ABC是两人互动中，第三人插入打断。例如在下面的审判中审判长插入公诉人和被告人的互动：

     公（男）：你们公司后来出具了收货证明没有？

     被（女）：我们公司出具了。

     公（男）：出具了一个收货证明。

     被（女）：是。根据华润公司的要求▲

     公（男）：                      ▼你们没有收到货物，为什么要出具一

         个收货的证明呢？

     被（女）：因为我们收到了资金，那么当时我们必须表示我们收到了一个，

         收到了一个实物，收到了一个实体▲

     审（男）：                         ▼打断一下。在法庭上面拉，我想

        我们还是要本着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啊，你刚才提出来天成公司开这8

        单信用证，这个目的是什么？已经提出来了，已经讲出来了。对不对。

        那么我想的话，在，在这个法庭上包括你，包括我们都有帮助你还原事

        实真相的义务，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好不好？

     被（女）：是。

     审：当初说好了是进口货物还是融资，这个实事求是，好不好？

     被（女）：好。

     审（男）：好，再继续。

     公（女）：继续讲。

第二种和第三种打断模式都更能显示打断者的强势地位和权力，但相对来说少见。最极端的情况是在我们的语料中，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一起出现，而这极罕见的打断即为女法官实施的。

    公（男）：嗯，不符的话纠正可以，我问你的意思是说从这个事情的起因，

        怎么起因的，过程说一下。

    被（男）：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在95年年处。经过朋友介绍，那个---结识

        了隶属于新，新华社下的新华荣电脑中心法人总经理李约成。呃，当时谈起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中国人民银行，委托的，即将要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票据法，搞一个宣传图册，配合进行宣传，但是又缺少资金。他们能拉来这个项目，我们呢能不能够，呃，提供资金，包括提供，呃，抵押担保贷款。接过这个项目之后呢，然后，呃，大家一块合作。开始有这样一个意向，接到这个意向之后呢，我就向这个总经理，也就是法人代表张如文进行汇报。汇报之后呢，取得了他的同意，制定我和当时的这个财务部经理任艳芳一块儿来负责这个项目，认为是个非常好的项目，当时的这个给的汇报也比较高，年息是30%，在当时是没有话说的，没有这样的。就这样谈定了之后，后来跟任艳芳一块儿跟李约成接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第二份来讲呢，我真是本身不太清楚。但是后来，我97年底辞职以后，98年新班子成员王照理告诉我，说第二份贷款合同▲

    审（女）：▼请这个，被告人就本案的事实，本案的事实讲，啊？公诉人在询┴公诉人询问的时候（---）让你按本案的事实讲▲

    被（男）：                                         ▼这说了第一

         份，第二份贷款协议呢▲

    审（女）：                ▼让你按本案的事实讲。

    被（男）：我说的就是第二份贷款协议▲  

    审（女）：                        ▼听清了吗？被告人！           

    被（男）：听清了。

    在法庭调查开始后，一般是公诉人开始讯问被告人。在上面这个案例中，审判长以打断被告人的话语介入公诉人和被告人的问答互动，构成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三种打断模式。审判长连着三次打断被告人，而且是在同一个话题上打断，构成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模式。

4. 结论和讨论

    从我们上面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数量上女性打断的比例要比男性高得多（高出大约百分之三十）。这一点与他人以往的研究结论完全相悖。虽然我们从四个层面切入打断与性别的关联研究，但是打断的数量应该是这四点中最能说明男女打断差异问题的一点。

    在打断原因方面，男性和女性打断原因基本上一致。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分别是“话语量”和“话语关联性”，然后是“合作”和“方式”。这一结论与我们先前的不分男女性别的研究的一般结论一致。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法官的行为上，我们的法官似乎特别重视庭审的效率，因此也就特别法注意话语的量和关联性。虽然“合作”这个原因的比例较高，但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发现出于合作原因打断的的大多是女律师或者男律师。换言之，即使在同等的情况下，法官的打断的强势性和进攻性要甚于律师。这一点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我们以前的关于打断的一般研究的结论。

    就打断位置而言，男性在话语中后的位置打断比例最高，依次是开头和结尾。而女性也是中后位置比例最高，但是开头位置的比例与中后位置的比例要大大小于男性。换言之，女性打断的开头位置的比例要大大高于男性。我们前面说过，就“破坏性”而言，话语开头的打断最强。这一点也证明女性的打断更富有“进攻性”。

    从打断模式角度看，最体现权势和进攻性的打断模式为女性所有。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结论基本上印证了我们在法庭上的观察：即女性的表现要比男性更富有进攻性和权势性。而且，女性在我们的四个研究切入点上的表现是一致的。这一点似乎说明，具有一定地位的，工作岗位具有较大的权势的女性，在职业活动中比男性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

     Kristin J. Anderson（1998）在对43种打断研究做了（元）研究（meta-analysis）之后得出结论说，"无论男人是否比女人更喜欢‘工具性的活动’（instrumental activities），男人和女人在参与'工具性'的活动时的表现大致相同"。[3]法庭审判属于典型的“工具性活动”。但是我们的结论不能印证Anderson的说法。

    本研究的重点是描述，不是解释。因此我们不去探究为什么女性要比男性在审判交际中的打断要更多，更富有进攻性。但有一点解释应该是可能的而且合理的：由于我们实行的是纠问式审判模式，由于出于传统的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而导致的一般从法人员将被告人当做“犯人”，“恶人”，由于传统上的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从法人员似乎（觉得）更需要表现出强势，才足以支配和控制象法庭审判这么一个工具性极强的活动。随着司法审判方式的改革的深入，法庭审判越来越纯粹的诉讼化，更加注重追求程序正义。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因为毕竟我们的语料大多是发生在最近一次诉讼法改革进行之前收录的。我们下一步将收集诉讼法改革后的语料，建构新的语料库，并且扩大语料的涉及面（司法管辖地区），进一步提高语料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语料处理时，将研究对象的分类处理得更合理些，即要么对象均为法官，或者公诉人，或者律师，或者被告人，或者证人。

    我们希望，本研究及其结论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方面更加深入地了解法庭审判交际，从而改善审判交际，使之趋向于更加理想的状态，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法治的实现。

参考文献

   Anderson, K. J., & Leaper, C. 1998. A meta-analysis of women's and men's interruptions in conversations: Who, what, where, when, and how. Sex Roles, 39, 225-252.

   Beattie, G. W. 1981. Interruption in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ex and status of the interactants. Linguistics 19. 15–35.

   Beattie, G. W. 1982. Turn-taking and interruption in political interviews: Margaret Thatcher and Jim Calaghan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Semiotica 39(1/2). 93–114.

   Bennett, A. 1981. Interrup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versation. Discourse Processes 4. 171–188.

   Bogoch, B. & B. Danet. 1984. Challenge and control in lawyer–client interaction: A case study in an Israeli legal aid offence. In Brenda Danet (ed.), Studies of legal discourse. [Special issue]. Text 4(1–3). 247–273.

   Bull, P. & K. Mayer. 1988. Interruption in political interviews: A study of Margaret Thatcher and Neil Kinnock.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35–46.

   Goldberg, J. 1990. Interrupting the discourse on interruptions: A study in terms of relationally neutral, power- and rapport-oriented ac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883–903.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III: Speech act,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eritage, J. C. & D. R. Watson. 1979. Formulations as conversational objects. In G. Psathas (ed.), Everyday languag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123–162. New York: Irvington Press.

    Irish, J. & J. Hall. 1995. Interruptive pattern in medical visits: The effects of role, status, and gender.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41. 873–881.

    James, D. & S. Clarke. 1993. Interruptions, gender, and power: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D. Tannen (ed.), Gender and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231–2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 H. Z., M. Krysko, N. G. Desroches & G. Deagle. 2004. Reconceptualizing interruptions in physician–patient interviews: Cooperative and intrusive. Communication & Medicine 1(2). 145–157.

    Liao, M. Z. 2003a. A Study on Courtroom Questions, Respons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Beijing: Law Press.

    Liao, M. Z. 2004. A Study of Courtroom Questions, Respons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Beijing: Law Press.

    Liao, M. Z. 2009. A study of interruption in Chinese criminal courtroom discourse. Text & Talk, 29(2), 175-200.

    Marche, T. A. & C. Peterson. 1993. The development and sex-related use of interruption behavior.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3). 388–408.

    Murray, S. D. & L. H. Covelli. 1988. Women and men speaking at the same tim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 103–111.

    Murray, S. O. 1987.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interruption: A critique of the Santa Barbara School concep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by Orcutt and Harvey (1985). Symbolic Interaction 10. 101–110.

    Nohara, M. 1992. Sex differences in interruption: An experimental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s Research 21(2). 127–146.

    Philips, S. U. 1998. Ideology in the language of judges: How judges practice law politics, and courtroom control.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imboli, A. & B. Walker. 1984. Nonverbal dominance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affect: A myth?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7. 480–189.

    Zhao, Xiaoquan & W. Gantz. 2003. Disruptive and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in prime-time television fiction: The role of gender, status, and top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2). 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