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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逖尔斯玛:法律英语从传统走向建构

来源: 责编:liaomz 作者:佚名 时间:2011-04-02 浏览:
法律英语从传统走向建构

作者:皮特·逖尔斯玛 (Peter Tiersma)黄萍/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22 10:46: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38版“语言学”文章之一。

  法律由语言表达,如合同、契约、遗嘱。一直以来,这些文件的语言都会以一种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出现。这有助于律师准确地起草文件,但也会给普通人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带来困难。

  法律由语言表达,如合同、契约、遗嘱。一直以来,这些文件的语言都会以一种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出现。这有助于律师准确地起草文件,但也会给普通人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带来困难。我们希望从法律英语的历史得出一些启示。  

  盎格鲁-撒克逊人借助诗歌来记住法律  

  任何一种语言形态都是历史的产物。英语中的法律语言,即法律英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深受塑造英语民族力量的影响,同时也受法律职业自身发展的影响。英语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大约公元450年,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其他日耳曼人讲着相互关联的语言,后来形成了所谓的“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明确的法律职业,但是他们却促成了一种法律语言类型的发展。因为当时他们都不识字,需要借助诗歌手段来记住法律,其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韵律手段。至今在当代法律语言中依然可见这种特征。

  另外,外族入侵,即诺曼征服,对操英语的律师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诺曼人说法语并习惯使用拉丁语起草法律文件。与此同时,英语被认为是被征服者的语言,几百年里英语几乎从法律语言中消失。英语法律职业应该说是在13世纪才兴起。随后的几个世纪,诺曼人将法语作为他们的职业语言。当时大多数人都说英语,并不知晓法语或拉丁语,但是许多书面法律文本都是用法语和拉丁语写成。直到1480年,国会法案才开始用英语书写,但是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的前半叶,法律协议和庭审案件报告还在使用法语。

  由于几百年来,法语一直是法律职业的主要用语,因此它对英语中的法律语言产生了巨大影响。几乎所有的庭审基本术语都源于法语,例如律师(attorney)、控诉(complaint)、辩护人(counsel)和裁决(verdict)等。

  18世纪以前,拉丁语一直被用来庭审记录,它对英语中的法律语言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当然,现如今的法官或律师只需要懂得少量的拉丁词汇和短语。但是,法律语言中有许多独特的短语和固定表达均来自对拉丁语的直译。
  
  法律文本倾向使用长句  

  由于普通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再加之英语法律职业非常保守,英语中的法律语言呈现出很多古老的特征。例如,法律文件时常含有过时的词汇和词序。

  在句法方面,法律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使用长句。几百年前,法律文本中有的长句竟含有上百个单词。即便是现代法律文本依然倾向于使用长句。研究发现,一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成文法句子平均长度为79个单词,其中有一个句子竟然含有740个单词。除此以外,法律语言的句法也很复杂。法律语言的嵌套句子结构要比普通文本复杂得多。

  法律语言的另一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并列的单词或短语。如此说来,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会赠予(gives)、遗赠(devises)、遗留(bequeaths)其财产的剩余(rest)、余下(residue)和余留(remainder)部分,而不是仅仅赠予(give)其财产的余留(remainder)部分。

  立法者和律师们十分喜爱罗列同义词或近义词。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涵盖和预见所有可能性。例如,一项关于禁止公园内行驶车辆的法律可能会列举汽车、卡车、摩托车、自行车等车辆的具体类型,而不是仅仅指出所有“车辆”。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普通法系采用抗辩制。如果这个法律不明确指出各种可能性,而只是提到泛指概念的“车辆”,那么就会有人声称自行车不是“车辆”,从而规避了该法律的制约。

  列举还有其他好处。它能扩充(或限制)一个词的普通含义。如果政府想在公园里禁止的只是危险性高的车辆,那法律就可以明确指出所谓被禁止的车辆是“汽车、卡车和摩托车”而不包括自行车。

  法律语言与其他类型语言的最明显区别在于它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一部近期的法律词典中收入了大约25000个法律词条。其中很多词是历史遗留的或来自域外司法体系,还有一些词就是普通词汇,但是也具有明确的法律意义。

  尽管法律语言有时有些保守,它依然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和创新性。随着社会和物质文化的变化,法律语言总是不断地去适应。例如,互联网上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电子商务”、“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等新的法律术语。

  法律解释关注字词  

  一般而言,在普通法系中,有两个法律解释传统。其中一个传统主要关注文本的字词,这种传统有时也被认为关注简单意义规则。在此指导下,法官应该通过研究文本的字词来确定一部法律的意义。这就意味着立法机构的意图包括立法者的讨论以及立法草案都不会被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另外一个传统关注的是立法机构的意图。遵从这种方法的法官在决定一部法律的意义时,首先要考虑法律文本的字词,此外还要考虑立法机构的意图,比如一项法律的起草历史或者立法委员会的报告等。

  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争议很多,原因之一是在普通法系中,法官的决定会被看做先例。换言之,当一个法官决定了一项法律具有特定意义后,这个法官的解释就会被其他法官遵循。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皮特·逖尔斯玛 (Peter Tiersma)系美国加州洛杉矶Loyola法学院教授、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学会第五任主席;译者:黄萍 单位: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