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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M.索兰:法律语言学跨文化识解三题

来源: 责编:liaomz 作者:佚名 时间:2011-04-02 浏览:
法律语言学跨文化识解三题

作者:劳伦斯·M.索兰(Lawrence M. Solan) 于博/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22 10:42: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38版“语言学”文章之一。

  语言与法律研究多年以来主要关注的是英语国家中的普通法法律制度,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十分关注的领域,其研究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法律和语境中语言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当我们跨文化研究语言与法律时,可以看出其间的关系在哪些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论是哪种法律制度,也不论使用哪种语言,哪些方面更多地属于某一特定法律制度特征的副产品。更具体地说,当我们想问通过跨语言和文化研究语言与法律的关系能获得什么的时候,会出现三个一般性问题:1.在法治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方面,语言研究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2.研究不同法律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对我们了解法律机构有何作用?3.语言学家的见解在改善法律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弘扬法治价值中有何意义?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一种法律制度的目的最起码是清楚地说明一个社会的义务和预期,以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行动。至于规则是泛泛地还是细致地规定,则要看规则所寄寓的法律秩序和文化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问题,即语言研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法律机构的运作问题,是那些研究语言与法律问题的学者,特别是那些研究法律话语性质的学者的诸多著作的主题。举例来说,康利和奥巴尔在其著作《法律 语言和权力》一书中论述到,某些言语风格似乎被认为比其他的更有力,而强有力的言语比无力的言语更有可能被采信。如果法官(或普通法国家中的陪审团)倾向于相信以某种方式说话的人,而不论哪一方事实上讲的是真话,那么这一事实有可能对法律诉讼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一点绝妙地说明了在语言与法律的研究中普遍性和特殊性可以结合。一方面,这种倾向于相信强势言语风格的现象很可能是真实的,因此是普遍的。然而,构成强势言语风格的许多要素有可能——至少部分地——是特定语言和文化的反映。这样,我们就能期望有一种一般性的原则,能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也许对同一制度中的不同参与者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司法判决者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一倾向,这种情形就值得特别关注。

  第三个问题,即语言与法律的研究如何能直接对法律制度作出贡献的问题,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在一个层面上说,答案很简单:如果法律制度吸收了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那么法律制度肯定会得到改善。但是,这个回答太泛,没有多大帮助。更为有益的探讨可能包括:对语言与法律的研究如何能帮助立法者制定更易理解并能减少不确定性的法律?这一问题同样适合普通法国家中法官对陪审团的法律说明。语言学家能作为专家出庭帮助法官和陪审团决定诸如声音辨识、文件作者、某语言是否为某人的母语、法规或合同可能有的意义范围等等问题吗?当语言学家的证言在庭审中可能不恰当时,他们能对执法机构有任何助益吗?

  法律语言学证据在法庭上的应用不但在普通法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而且在欧洲的罗马法国家,特别是西班牙,越来越普遍。此外,有关语言研究对法律制度的助益问题的学术文献也在迅速增多,主要关注对说话者和作者辨识。随着中国的法律界对这一知识如何应用于其他的法律制度中了解得越来越多,他们将不得不决定要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一知识应用于自己的法律制度中。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劳伦斯·M.索兰(Lawrence M. Solan)系美国布鲁克林法学院法学教授、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第三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