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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珍: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来源: 责编:liaomz 作者:佚名 时间:2012-04-02 浏览:

 

 

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作者:廖美珍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虽然也能找到零星的法律语言的研究和论述,但是中国法律语言的真正有影响的研究,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在法学界,这种进展完全可以看做20世纪以哈特为典型代表的法学家开启的法学语言转向在当代中国的继续和新发展。在语言学界,法律语言学的兴起丰富了汉语语言学的本体研究,开辟了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新领域。

法律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主要归因于两点。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这是法律语言学得以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法学界和语言学界对新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探索和追求,尤其是在法学界,学者们日益意识到法律与语言不可割裂的关系:法律离不开语言,很多法律问题其实就是语言问题;法理学者开始寻求法律和法学研究的新途径,而语言是切入法律和法学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语言学是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

 

法治的实现不能仅凭法言法语

 

法律语言学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我们认为,比较显著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语言简明通俗化的研究。这一研究在法学界的反响大一些,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观点得到很多法律实践第一线的法官和律师的赞同和支持,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形为一边是懂得法律、熟悉法律术语的专业人士,另一边是不懂法律、不熟悉法律术语的当事人。高度技术化的专业术语妨碍司法交际,对语言理解的不对称导致另一种形式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被法学界所忽视:他们往往只注重法的实体正义,而忽视了承载法的语言的程序正义。尽管法律语言简明化和通俗化还有争议,但是目前有几点应该达成共识:法律语言简明通俗化是国际上法律语言发展的趋势;法律语言简明通俗化更有助于法治;中国法治的实现不能仅凭法言法语;法律语言简明通俗化并不是要求法学家之间的学术研究也一定要用非职业化的、非技术化的语言。

第二,国外法律语言学著作的翻译介绍。2007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法律语言学译丛》,在法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套书基本代表了国际(特别是英美国家)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一流水准。

第三,近些年来,司法语言的研究,特别是法庭审判语言、法庭调解语言、侦讯问话语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不少博士论文的选题都是司法语言,其中一些博士论文相继出版。不少有关司法语言研究的课题通过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和司法部相关基金评审立项,有的还被确定为重点课题。司法语言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和重点是不无道理的。一方面,法律法规一旦制定,其文本相对来说是静态的,甚至可以说是死的,只有在使用中才被激活,显出其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很多重大的法律现象和事件是在司法中产生的。因此,司法语言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更大。

第四,中西结合方法的研究。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另外一个亮点是在方法论上采取中西结合。尽管法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开始研究法律语言,但是就目前形势而论,研究法律语言学的以语言学工作者居多。而在语言学界,研究法律语言的,又多半是研究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这些人外语好,熟悉外国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因此在研究中国的法律语言时往往不自觉地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是替代而是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法律语言研究,它们从不同的、全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法律语言学的现状,提供了多种不同的途径帮助解决中国的法律实践问题。

 

有待开发中外法律语言对比研究

 

中国法律语言研究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学者开始走向世界。中国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和重要刊物上,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受到国际相关学界的尊重、重视和好评。正如当今的学术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本体一样,法律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向世界,提倡结合中国现实法律问题的研究,深入法庭,进行田野调查,鼓励实证研究,特别是有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我们还应该重视一个重要的、非常有价值的、还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中外法律语言的对比研究。国家有关部门、语言学界和法学界应该进一步支持和推进法律语言的研究。法律语言学属于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有三种定位:趋向法学、趋向语言学、趋向法学和语言学两个学科。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面向法学和语言学两个(甚至更多)学科,法学界和语言学界非常有必要联合起来,建立高层学术论坛机制,推出各自有影响的学者就法律和语言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对话。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廖美珍系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国际语言与法律协会创始成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语言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