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下）
2008年6月
记不得是父亲走后的第几天，上午，天晴了。母亲、我、我的三弟，我们一起在老宅旁边自家自留地里，拾掇因父亲生病、更因父亲不在而日渐荒凉的菜地。我们一边拔着地里的杂草，母亲一边跟我们说起父亲弥留的那些日子说的一些话、罹患的不治之症给父亲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比如，当父亲因病灶发作，痛得不行的时候，父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便在他的一生中绝无仅有地跟母亲叹息：自己怎么就这么没有寿福？听着听着，我们兄弟俩泪如雨下。这时，反倒是母亲安慰起我们来了：“你爹活得不长，但是也活得不差”。我知道，母亲是说，父亲这不长的一辈子也有令父亲骄傲的事情。后来，过了许多年之后，当我决定写点东西，纪念父亲的时候，我细细地想了一下母亲的话，同时动员并搜索脑子里对父亲的一切可能的记忆，觉得，按照那个年代的情景，按照那个年代的标准，母亲的话不无道理。
人，如果一定要与他人比较的话，只能横向比较，特定范围的横向比较。父亲经历了他那个年代令许许多多的农村男人梦寐难求的事情。
首先，是父亲娶了母亲。
一个男人，只要正常，一般都不会去刻意去娶武则天那样权欲熏天的女人，也不会去追求《红楼梦》中王熙凤那样，特别工于心计和算计的女人。无论在哪个时代——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女人的美丽、善良、勤劳、聪慧，都是最、最令男人动心动情，最、最令男人渴求和珍惜的品质。能够娶到兼有所有这些品质的女人，便是上天能够给予男人的最大福分。能够娶到这么一个女人，便是男人人生最大的成功之一，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但是一个兼有这些品质的女人。
关于第一点，我无法，也不好说，我的母亲有多么的美丽动人。我只能这么说，凡见过我的父母生养的我们兄妹五人的人，别的不说，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我们长得都不丑。而不丑的这些成分，都是父母亲传给我们的。我还能说的是：我的母亲完全配得上我的外祖父给她取的名字：仙娥。
关于母亲的善良，我只想说一点。我的外祖父（包括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儒家精神和思想的人。仁慈、博爱、宽厚、和谐、忍让，外祖父的浸透儒家这些思想和精神的血，一点一滴都流淌在母亲的血管里。记得小时候，我、我家老三、我的小弟，偶尔也和村里村外的伙伴们吵嘴，甚至打架。每每母亲知道了，我们回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劈头盖脸地痛骂我们一顿；有时甚至抓起棍棒打我们。我们的母亲，从来不问一下我们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想到会不会是别人家孩子的过错，从来没有想到，也不知道，什么叫“先发制人”。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在社会交往或者工作学习中，倘若与人发生不愉快的时候，静下来，常常也总是先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想，是不是由外祖父传下来的、流在母亲身上的血，也一样流在我的血管里。
关于母亲的聪慧。小时候，我们农家煮饭、炒菜、烧水，用的是土砖垒起的约莫半腰高的土灶，烧的大多是棉花秆子、稻草、麦草或者干枯的树枝树叶。有时，母亲在灶上忙，我们便在灶下，帮母亲往灶里添柴火。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们添进去的柴火，常常弄得满屋都是烟雾，而不是明晃晃的焰火，呛得眼泪直流。这时，母亲便过来，一边用拨火棍拨弄着灶里的柴火，一边对我们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灶里闷闷的柴火，经母亲一拨弄，立刻旺腾腾的，烟雾顿时神奇般地消失殆尽。母亲教我们如何烧火，也教我们如何做人。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我们一家人最最温馨的情景，就是母亲当主角。冬天，夜晚，在正屋后的用茅草盖的厨房里，一家人，洗过手，洗过脸，洗完脚，吃过晚饭，收拾好碗筷，然后移到正屋的小房间。外面，下着雪，或是风在呼啸，一家人，聚在那半间房子里。父亲坐在床沿上，母亲，我，我的弟妹几个，在床下，房间正中，坐在小木板凳上，围着一个农村烤火用的烘笼，母亲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跟我们讲着（我猜极有可能是）外祖父小时候讲给她听的，或者她自己从别处听来的传说（比如牛郎织女）、故事或者谜语。而这些传说、故事或者谜语总是围绕这样几个主题：善良、勤奋、感恩、机智。
评价男人一生的第二大标准，是事业和事业的成功。一个没有事业和事业成功的男人，算不得真正的男人。这个事业包含两方面：首先是对于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贡献，其次是给自己的妻儿老少带来的幸福和安全。一个只想着、只顾及自己、自己妻儿老少，而不顾国家和他人的男人，无论如何成功，都算不得真男人、伟丈夫。一个只顾念国家和他人，而完全不顾自家妻儿老少的男人，虽然高尚，也算不得是真正完美的男人，也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大力提倡的男人（当然，特殊情况下例外）。父亲是一个既为集体，又为家人尽了自己最大力气的男人。在那个年代，父亲也算是颇有成就，算得上是乡里的“风云人物”的男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的家乡解放后，土地改革了，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制了，父亲当上生产队长，而且一当就是好多年。我后来想，上面之所以让父亲担任这个不算职务的职务，可能出于四点考虑：一是父亲出身好，可信可靠。尤其是在那个年代，这一点异常重要。二是父亲从小就为人打长工，非常精于农活。三是父亲年轻，充满活力，又孤身一人，没有什么负担和牵挂，可以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最后一个是，父亲没有什么心计和城府，单纯得很，听话得很，甚至到了盲从的地步。我曾经说过，我非常喜欢作家浩然，非常喜欢他写的《金光大道》（去年，浩然的仙逝很是令我感伤），除了我的农村背景，乡土情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书中主人翁高大全的身上，看到我父亲的影子。但是，与高大全有一点不同的是，由于父亲只是生产队长，只管微观的实际的生产和劳作，阶级斗争不是父亲分管的内容，从没有欺负、整斗过那些地主、富农等等当时被视作对立面而倒霉背运的人，因为这些人都由生产大队宏观控制。
当生产队长，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奉献（一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人还流行用“生产队长”来说明自己干的是苦差事，这一点足以证明）。无论冬夏春秋，刮风下雨，父亲每天都比别人起得早，因为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先进机械、电子和电气设施，劳动分工和活路计划都很原始。除了节假日，天天要喊工。前村后店，左邻右舍，挨家挨户地喊，把干活的人从被窝里喊起来，告诉大家今天到哪块田、哪片地、做什么事情。除开特殊情况，每天最后一个从田地里收工回家的人，一定是父亲。
当生产队长，加上父亲不是一个圆滑的人，难免要得罪一些人，也招人骂，与人吵架。记得有一次，天黑了，收工了，在村边的大路上，父亲不知为什么，与同生产队的刘姓村的一位大伯吵了起来。那位大伯其实也是老实人，平素大家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是不知当时为什么火气很大，气势汹汹地朝父亲冲过来，父亲也毫不示弱地迎上去，两人差点打起来。我当时刚好在场，吓坏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跟人发生这样大的冲突。不过，那一刻，惊吓之余，我也觉得父亲很勇敢，很刚烈，很有男人气：要打架就打架，谁怕谁？！为此，崇尚和谐、睦邻、友好、宽仁的母亲也跟父亲吵嘴，或者打冷战。
一个人，做这些事情，一两天不难，一两年还不算特别，但是干十几二十年，应该说就很不容易了。
当然，父亲的辛劳不是没有回报的。父亲当队长时，带领乡亲们创造了一个样板，一个种庄稼的样板，一块庄稼地的样板，一个见证了欣欣向荣、热气腾腾、红得似火一般岁月的样板，一个凝聚了庄稼人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的样板。那一块地被命名为“样板畈”，而且后来一直这样叫。经常有县里的干部来参观，有时就来我家吃饭，因此，我们家能沾一点官气。不过，那时的干部，没有任何架子，没有衣冠楚楚，没有前呼后拥，没有车水马龙。吃饭说话，不像现在的有些官员，先摆好姿势，等摄影摄像记者到齐了，开始拍摄时，才下箸、才张口，生怕“亲民”的事情大家不知道，在青史上不能留下个人光辉的形象。那时，我们还很小，也不知道是什么官，多大的官，大家一个桌子吃饭，没什么讲究，就是饭菜可能比平时好一点。吃完了，好像还要付钱的。大概是与现在的官员反差太大，所以那时的情景，虽然过去了几十年，却能够非常清楚地回忆起来。可能由于父亲当生产队长的缘故，或者是这个队长当得比较出色，因而常有县上的干部来我们家的缘故，家里经常能看到党的报纸。因此，我比我的同龄的孩子更早地知道国家的大事，比如“三家村”、“三家店”、“燕山夜话”、“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字报”，等等。有时，我们也跟父亲一起说说这些国家大事。
按照咱们中国共产党正常的做法，官员只要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比较本分，又为国家或者集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年龄的增大，任职时间的越长，只要有可能，慢慢地会被擢升一点的，以体现出党的温情和关怀。父亲当了多年生产队长，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不能原地踏步，老是当队长。再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要培养新人，为未来着想。记不得是何时，父亲不当队长了，改任大队干部，参与宏观一点的管理，也算是升了“官阶”，提高了“级别”。这样，父亲就能参与一些高一些级别的会议，聆听一些高一些级别的“官员”的指示、教诲或训导，与一些高一些级别的领导交往，吃一两餐高一些档次（比如有点鱼，有点豆腐，或者有点肉等）的饭菜，抽一两支（盒）“大公鸡”，“经济”，“圆球”之类的纸烟，而不用带上自己的烟袋，活动范围就宽广一些，由“户际”转入“村际”。
父亲当的最大的“官”，是人民公社的党委委员。当然，严格地说，这仍然不是官，因为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最要命的是，不能吃“商品粮”（那时，商品粮就是皇粮，吃商品粮就等于是进了天堂。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商品粮是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父亲似乎没上过正规学堂，没念过多少书，识字不多，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后台，却被选上了公社的党委委员，参与公社一些大事的讨论和决定，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当地引起轰动，用现在时兴的话说，父亲在乡里也算是有点知名度了。父亲自己、母亲、开始懂事的我们，朦朦胧胧地，也感到一点自豪和骄傲。记得，父亲跟我们说过，他这一辈子吃亏或者不幸，就在于没有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不识多少字，否则，他的境遇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可能完全不同。我听母亲和父亲自己说过，父亲也有过跳出“农门”、成为城市无产阶级一员的机会，但好像因为那是一种危险性比较大的工作，离家又远，母亲极力反对而放弃了。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父亲还当上模范，上县城，出席县政府的代表大会，与新时代的县太爷、七品官见面。一方面是光荣，另一方面也算是见了世面。
应该说，父亲把自己的青春和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公家。当地的乡亲，无论是远是近，是父亲的长辈还是平辈，父亲得罪过的，或是与父亲关系亲近一点的，也无论是跟父亲素味平生的，或是我们家的亲戚，无不认为父亲是好人。这是对父亲“从政”和为人的最好的最高的评价，也是最令母亲和我们儿女宽慰的。
人生一世，首先是为自己活的。但是，人一生，也活在别人眼中。
到了年岁大的时候，父亲就不能不适当多考虑一点自己的小家和妻儿。父亲为妻儿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节假日，父亲就常常带我一起到离我们家有十来里路的一个名字叫做“龙感湖”地方捕鱼、挖藕、捡拾柴火，等等。但是最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盖了当时我们村里的可能是解放以来的，第一间比较像一点样子的房屋（后来的房子都远远超过了我家的那间房子）。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这件事颇让我为父亲自豪和骄傲，父亲也因此赢得村里人的由衷的敬重。父亲不是一个讲究细节、注重细节的男人——当然，这样的男人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息。盖房子在农村是一件天大的事情，甚至比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还要重要。父亲身上充满男人的阳刚之气。男人的阳刚，体现的不仅是力量和速度，而首先体现在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都不屈服，都不弯腰，都勇往直前。关于这一点，我在纪念父亲的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述说了。我这里单说房子的事。男人，不能让女人挨饿受冻；男人，要为儿女遮风挡雨。我先前说过，当时，我们家，叔父一家，还有堂爷一家，共住三间屋。父亲和奶奶叔叔用一间，父亲和叔叔都成亲后，这一间便一分为二，各用半间。没有孩子的时候，孩子不多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还勉勉强强能住。等到孩子一生，孩子一多，孩子一大，就没法住下去了。住房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那年月，身强力壮的成年男人，从早到晚，忙活一天，满打满算，挣10个工分。这10个工分，到年底，有时就值1、2毛钱，扣除各种开支，分不到几块钱。有时，算下来还倒欠公家的钱。我记得，很多时候，都是外公外婆家接济。特别是我的善良的、让我从心底里敬重的二舅舅，偶尔会背着我的舅娘，偷偷地给我妈塞点钱。温饱有时还成问题，盖房子无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神话。怎么办呢？我的印象是，叔叔和奶奶一家，先搬出他们住的那半间房，在外面盖了三间很简陋（墙体多是土砖，梁柱均为本地的苦栎树木）的瓦房（这也是叔叔的善良）。我们一家多了半间房，这样暂时缓解了压力。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不行。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大概是有一阵子，父亲突然失踪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过了好几天，父亲又突然回来了，屋后多了一些木材。一天，听父亲跟母亲说，要盖房子！父亲决定彻底搬出老屋，把那间房子让给堂爷一家，堂爷给点钱作为补偿。那一阵子，父亲像变魔术似的：砖出现了，瓦出现了，木材出现了。那时，我在外念书，没有办法帮父母亲的忙。买砖买瓦，搬砖搬瓦，都是父母亲自己动手。房屋破土奠基时，组织乡亲和亲戚帮忙推土、挑土、打地基，都是父母亲张罗。后来请木匠石匠正式盖房子时，很多事情，都是父亲当正手，母亲打下手；或者父亲忙外面，母亲忙里面。那一段时间，父母亲常常忙到深夜，几乎没有睡什么觉，但似乎也是父母亲一辈子最充实、最和谐、精神和身体状态最佳的时期。那间房子，就在我们老宅的后面，隔着一个池塘和一块水田，没有占用公家宝贵的耕地。三间正屋，单层，南北向，中间是厅堂，两侧是寝室。正屋旁边，另搭盖了一小间灶房，一种土烧的大块的厚重的比较便宜的瓦，替代了原来的稻草。这三间房，大部分（关键部位）是石砖，一部分是土砖；关键柱梁好像是父亲从江西亲戚家那里弄来的杉木，其他部分都是自家房前屋后长的杂木。窗户，有的没有钱配玻璃，就用塑料薄膜。屋内也没有什么修饰，墙壁就用石灰刷一刷。无论如何，从此，一家人就基本上各自拥有按照伦理和天理应该拥有的空间。只不过是，这里没有在老宅时的那种人气，和叔叔伯伯们住在一起几乎不分你我的那种亲密。不过，后来叔叔、堂伯伯和堂叔叔，都陆陆续续地搬过来了，大家盖的房子都差不多，连成了一排，有了小小的规模，我们家就不是孤家寡人了，人气也有了。父亲在房前屋后栽种上了桑树、苦栎树、杨树、梧桐树，还有四季青。我家老二，在窗台上种上了仙人掌------
我感到很内疚的是，盖这间屋子，我没有帮上父母亲多少忙。但稍感欣慰的是，我记得当时帮黄石的一家企业翻译了一个进口设备的说明书，给了我好像有两三百块钱，我很兴奋，那时一百多块钱都是很大的一笔钱。我记不得将其中的多少给了父母亲，父母亲很高兴，因为这笔钱来得很及时，帮助家里支付了一部分工钱和购买材料借人家的钱。
在这个房子前，在一次过年的时候（记不得是不是新房盖好后的第一年），准确地说，是在吃完年饭之后，我的一个会摄影的叔伯哥哥，为我们一家人拍下一张永恒的珍贵的全家照。说珍贵，是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一起照相，而且是在这间由父母亲盖起来的新屋前照相。
多少年过后，父亲不在了。我自己到外地工作了，我的弟妹们，或出嫁，或考上大学，或出外谋生，母亲大多时候跟着弟弟们一起生活，家里的房子没有人住，日渐颓败。隔壁的叔叔，因为孩子大了，成家了，要分家，要盖新房。经协商，后来，这三间房就转给了叔叔。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兴许，这个房子已经拆了，不在了。尽管如此，凝聚父亲和母亲心血的这个房子，一直在我的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世间没有任何广厦琼楼玉宇，会像这三间陋屋那样，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底，它是我心灵的永远寄托，灵魂的不朽家园，也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支撑我前进的力量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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