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扬斋·山
在母校的时候，搬了五次家，四个地方有山。第一次搬家，是毕业留校时，从十几个人住在一起的一间平房宿舍，搬到一栋二层楼房的二楼，跟两个同年留校的教物理的同学住在一起。房子紧挨着山，窗户朝南，南边是山，总是有阳光，阳光总是从山上、从山上的树上照下来，再从窗子里照进来。我们常常把臭袜子、臭鞋，还有其它臭什么的，放在窗台上晒，晒一晒再穿，臭了，又再晒一晒。中午，只要时间不紧张，便枕着阳光，晒着臭脚，睡个懒觉。
不久，这房子改作学校行政办公楼。我们便搬到另一栋单身宿舍楼里。宿舍在山上，山有名，曰“覆盆山”，言山如覆盆状。山有树，松树。天刮风，风入松，松涛鸣；天打雷，雷袭松，松不动。与松林相伴，有一种阴森肃穆，凛然敬畏，与天很近的奇怪感受。结婚时，学校没有房子。无奈之余，咬咬牙，狠狠心，把同室同学赶到另外一个同学的另外一间屋子里。把那一间房子，一分为二，一间大，一间小，大的当卧室，小的当厨房，一起做新房。就在这间房子里，孕育了我们的女儿。后来，学校扩大招生，没有地方住，便赶我们下山，住到一间暗无天日、潮湿阴森的平房里。那里，进出方便一些，人气旺一些。但心中有一种极大的失落感——没有了“靠山”。就在这间没有靠山的房子里，女儿开始上小学。就在这间没有“靠山”的房子里，除了上课之外，我几乎废寝忘食地读书，夜间经常挑灯到凌晨，我知道自己天生就不善于向外去寻找“山”，因此只有一点、一点地去垒起心中的“山”，自己心灵靠得住的“山”。我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西南最好的大学——四川大学。
在府南河畔、望江楼下，念完英语专业语言学的硕士时，学校在山上又盖了一栋房子，一律的两室一厅，给我分了一套，在顶层六楼。那栋房子，夹在两山之间。一座山高，一座山低。高的那座山，叫“斗笠山”，云山形如斗笠。山上时闻枪响，有人告诉我，山上有野味，时有猎人出没。矮的那座山，即“覆盆山”，“盆”顶辟作学校的花木房。房子修好时，供水塔没有修好，自来水上不去六楼，山上缺水，我们每天到楼下人家打水，提水；提水，打水。我对那时的记忆，对山的记忆，对山的感受，灌满了自来水。
再接下来，学校集资盖了当时学校最好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八层楼，一律的三室两厅，合起来有一百多平方米。我那时是副教授，还是系主任，有资格搬进了那栋房子里。这栋房子，刚好就在留校时住的那栋两层楼房的旁边，因此，也挨着山。我们又从山上，搬到山下。我们选择的那一套，在第二单元的七层。我喜欢住得高一些。高处视野敞豁些，景致好一些，屋里亮堂一些。但是又不愿“顶天”，因为受够了顶天的苦。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远远地，可以看见浩浩荡荡的扬子江，还有江上争流的船只。夏季七八月，潮汛期，江景很是壮观。另一面，从我的“抑扬斋”的窗户望出去，
后来，邻近的中学老师，发电厂和水泥厂的工人，下班后，扛个锄头，挑担粪桶，于树林间，空旷处，鳞次栉比地，辟开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种上各式蔬菜，比如白菜、萝卜、豇豆、丝瓜、茄子、土豆，等等。于是乎，春有花开，夏有蝉鸣，秋有果实，冬有霜露（瑞雪）。
记不得哪一年，山上又添了佛事。不知道，何方云游来的高僧，出于何种目的，缘于何种道理，在山的向阳的那一面，临市区的一侧，修了处佛寺，不知道是和尚庙，还是尼姑庵。因此，里面住的，不知道是和尚，还是尼姑，因为我从来没有进得里面，看个究竟。偶遇山上下来僧人，既没想到，也不便于，细细打量，反复端详，是男是女，辨个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便是，从此，抑扬斋里，拂晓听晨钟，向晚闻暮鼓。记得，当时修建这个寺院时，学院的院长，一个极其敬业的人，一肚子的不高兴，在一次中层干部会上，大发牢骚，说，一些老师关心这座庙的建设，比关心学校建设更投入。换一个角度去看，修这个庙，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比如说，业余时间，烧烧香，拜拜佛，一定要比赌博、打麻将、酗酒好得多。
有树林，一定有鸟儿。靠近树林，鸟儿就是邻居。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宽宽的、长长的阳台，阳台用铝合金玻璃窗封闭。只要天气不太寒冷，我们一般开着一两扇窗子。中午，天气晴朗的时候，我喜欢搬一把靠椅到阳台上，靠在椅背上晒太阳。迷迷糊糊中，冷不丁地，有鸟儿——比如喜鹊之类，傻乎乎地从开着的窗子闯进来，在阳台里，扑腾、扑腾的，惊醒我的梦。于是，我便呼儿喊妻，一起来捕捉着鸟儿。抑扬斋的书本生活里，陡添些野趣和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