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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情思:廖美珍学术论文自选集:作者自序

来源: 责编:liaomz 作者:佚名 时间:2015-01-03 浏览:
 

 

 

美珍自序

 

    人生是旅行。旅途有驿站,有里程碑。驿站供劳顿的旅人或休整丶或回顾以往的历程丶或反思丶或筹谋未来。里程碑记录行程。这个集子就是我学术旅途的一个驿站,一个里程碑。在夜阑人静的夜晚,当我处理完行政上的事情,结束一天的教学工作,终于可以坐在我的抑扬斋里,定下神来,静下心来,遴选和编辑这个集子的文章,写作这个“序言”时,伴随着这些文章的酝酿写作和发表的一幕幕情景再次出现在眼前:有一帆风顺;也有坎坷不平。学术上的东西,错的也好,对的也好;精彩的也好,枯燥的也罢,都摆在里面,任由读者评说。我只想说说题外话和文章后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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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湖北省最东边的一个行政管理区:黄梅县,人道“鸡鸣三省”,南面与江西省九江市隔江相望,东临安徽省宿松县。黄梅分“上乡”和“下乡”。上乡属于山区,下乡则为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我的家在下乡,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地方。下乡河流多,湖泊多,水多,但是没有什么矿产之类的自然资源,农业为主,主要靠种水稻和麦子,是一个不怎么富庶的地方。小时候家境很差,母亲身体不大好。但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父母却倾力支持我们上学读书。在我们家乡,在我那个年代,能够上大学的孩子似乎不多。我们家兄妹五人,有三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这在当地算是一件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除了种种其他的因素,还有一个无形的因素。这就是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叫廖济文(父亲饶恕)。“济”是家族排行用字。跟父亲同辈的叔伯们,不是叫“济家”,“济国”,便是“济盛”,“济荣”等,独父亲一人“济文”。我一直纳闷父亲的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因为爷爷奶奶很早过世。父母亲一直实践这个名字的意义。我一直觉得,我们家几个兄弟,尤其是我本人,从念小学,到上中学丶进大学丶读硕士丶攻博士,一直就是在父亲的这个名字的荫佑和激励下成长和发展。我自己一直在践行父亲的这个名字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集子就是“济文”的结晶。父亲的名字将继续荫佑和激励我们和我们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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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兴趣比较广,但是偏重人文方面的东西。小时候,特别喜欢文学,喜欢看小说,即便是那些简单的小人书(连环画),也爱不释手,总是梦想当作家。我的形象思维能力明显要胜过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想象力比较丰富,多愁善感,总是想入非非,常常异想天开,喜欢做白日梦,特别是作家梦(当然也做学术梦,还有百万富翁梦)。这种做白日梦的坏习惯也有一点好处:它常常会帮助我创造性地新奇地想一些问题。数学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读高中时作文写得好像不错。记得在黄梅小池三中念高中时,那位毕业于国内一所名牌大学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丶身材高挑丶风度翩翩的语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讲评。当年上大学时,压根儿没有想到会学外语(英语),也没有想到以后会研究语言学,特别是法律语言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的个人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上大学时,因为喜欢文学的缘故,特别喜欢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毕业后我给学生教了几年翻译课。那时候,翻译不像现在这样成气候,所以1985年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我选择的是语言学专业方向,一直坚守下来,因为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其他人文研究,语言都是本,是核心,从语言出发可以研究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但是,除了数理这些非感性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不大好学外,我认为人文和社科的东西我都能学,也相信自己能做好,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事物持比较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也能深入进去。好比我对饮食,无论中餐还是西餐,南方菜还是北方菜;也不管味道是辣的还是酸的,甜的还是咸的,我都能吃,而且都能吃得津津有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的研究的兴趣比较宽泛原因。

我读书的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比一般人晚一些。念小学和初中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机会好好地念书。考上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已近而立之年,大家一个个喊我“老廖”。因为毕业留校后,学校的领导不让我报考,说是怕我考走了。进入“翰林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的时候,不惑有三,因此我当然又是人人口中的“廖兄”。这种滞后的结果,就是读的相关专业书籍比别人少,专业基础可能也不如别人牢实,做出的学术研究成果没有别人多。更要命的是,当我开始投入地做学术研究时,跟我岁数上下的人很多已经功成名就(比如我的博士生导师顾曰国),而我几乎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是。所以,我总是敦促自己勤奋些,把时间抓紧些,不断地延伸自己的学术生命。但是年龄大一点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可能阅历丰富些,成熟一些,积累稍微厚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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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的学术研究和道路的重要事情很多,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下面这几个经历。

其一是一九九七年八月—一九九八年八月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的访学(关于这个过程,请参见我的个人网站“抑扬斋夜话”中的记述)。我所访问的大学虽然不是德国或者欧洲最好的大学,但是有德国和世界上属于最优秀之列的教授和学者。这一年开拓了我的国际学术视野,为我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基础。花费几乎一年的时间写作的Metaphor as a Textual Strategy in English一文为自己积累了学术研究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在国际知名期刊的发表帮助建立了自己对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世界一流学术研究——的信心。这一年我读了不少专业书籍,弥补了读本科和硕士时的一些缺陷。初出国门的我历经了巨大的孤独寂寞感和无尽的刻骨的乡思。但也非常谢谢这种孤独和寂寞,因为正好可以潜心读书和写文章,从而帮助我顺利度过了这一切。

第二是1999年到2002年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在学术上真正系统地连贯地而且呈特色的研究是自从攻读博士学位之后,特别是博士学位获得之后。前期像模像样的,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两三篇文章。所以我一直认为,读博士是真正学术研究和发展的关键。本科学习只是打下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基础,硕士阶段虽然名为研究生,其实只能巩固一下这个基础,读博士才是真正做学问和学术研究的开始。我报考博士时已经四十有三,那时我已经是大学外文系的主任(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学院院长),马上就评教授了,孩子也上了大学,物质生活条件较之以前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时心里反而不踏实,空虚,不甘心。就性格而言,我适合从事学术研究:喜欢安静,喜欢沉思,喜欢僻径,喜欢僻静,喜欢独处(年龄越大越喜欢孤独),不善(也不谙)关系学,向往高层次的学问;能够坐得住。记得当年在社科院跟几个哥们聊天时,我就说,如果我跟你们一样年轻的话,我要再去读一个博士学位,而且最好是读哲学(或者社会学和人类学)。博士的三年生活,除了放寒暑假,我都是在北京,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度过的。我那时仍然是湖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主任,但是我基本上都没有履行这一职责。念完博士后,本来想到香港去继续攻读博士后,托老师帮忙介绍和联系,老师说还是先工作,有心让我去他在北外的网络学院。但我觉得还是适合读书做一点学问。我跟老师说,我希望也能像你那样做学问写文章,把文章拿到国际上去发表。现在回头看一下,这一选择,就学术而言,应该是正确的。当然呢,选择其他的道路,物质生活,或其他方面,可能更富足一些,更舒适一些,但是人生总是难得面面俱到,总是有得有失,只要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可以了。

第三件事是20068月到20078月的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富布莱特学者之行。这一年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我特别珍惜这一次机会,也非常感恩这一机会。一是这是美国政府的最高级别的奖学金,美国也是一般学者向往的国家。二是机会来之不易(我因为博士毕业后被引进到华中师范大学时,原来的单位不放我的档案和户口,他们不给我办理护照提供。为了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到处碰壁,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手段才得已搞定(此事另外在我的“抑扬斋夜话”撰文记述)。我在国际话语和语篇分析重要刊物TEXT & TALK上发表的论文A Study of Interruption in Chinese Courtroom Discourse 一文就是在美国完成的。这一年,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全神贯注地读书做研究,且条件要比在德国那一年好得多。这一年,我收获了不少国际学界的朋友,帮助建立了我在国际相关学术界(法律语言)的联系,也扩大了我在相关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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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领域:篇章隐喻法律语言和话语语用。收集在这个论文集里的文章分属这三个类别。在这三个领域里,法律语言的成果就数量来说,可能更加突出一些。实际上,从宏观角度来说,无论是法律语言的研究,还是篇章隐喻论文,都可以归纳到语用领域。我的法律语言研究主要是法庭话语的研究,使用的理论和框架大多出自话语语用学,特别是我自己提出的“目的原则”。篇章隐喻研究重在揭示隐喻的语篇建构和组织作用,因此也属于大语用学范畴(即欧洲大陆学者眼中的语用学)。虽然我也做了一些其他研究,比如翻译,但是不成系统,也没有规模,还不如我的翻译作品的成就。

我最早开始关注并研究隐喻的语篇功能,起因有三个。一是我很早就对修辞学感兴趣,而且教过英文写作修辞这门课,隐喻是修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是较早接触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是韩礼德夫人哈桑的Cohesion in English一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毕业论文就是研究英语的衔接问题。后来我发现,纯粹跟着他们的这样研究下去,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前景,特别是不会有自己特色和创见。所以,我想找到一个既能结合功能语言学的关注点,又能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的题目来做。我发现,这个新的结合点就是隐喻。传统的隐喻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一般在狭义的修辞学的框架下进行,涉及的是语言的微观层面,虽有“博喻”一说,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话语篇章分析研究。在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已经尝试些这方面的文章,并且发表在当时四川大学外文系主办的《英美语文教学》上。但是真正有些学术研究成分的论文是1992年和1999年分别发表在《现代外语》和TEXT上的两篇文章。我觉得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Richard Young教授对我的这方面的研究的评价最为中肯。我是在1997年在德国留学时认识他的,回国后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今年年初,我们重新联系上之后,他又到出版社的网站下载并读了我的Metaphor as a Textual Strategy in English一文,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这样说:“你的(关于隐喻篇章功能的研究)论证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语域(体裁)理论的有机结合”(I am afraid I had forgotten all about your article, "Metaphor as a Textual Strategy in English," which you were working on in Düsseldorf, but I downloaded it from the Text and Talk web site and have just read it quickly. You write beautiful English and I found your argument a masterful synthesis of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genre theory. I am proud to have assisted in a veryvery small way at its conception)。遗憾的是,由于精力有限,在这一领域的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多,一些文章还在酝酿修改加工丶润色之中。隐喻的语篇功能是当今隐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这一研究跨越几个领域,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前景看好。篇章隐喻是我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法律语言的研究是我跟着顾曰国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很多人(特别是博士生)都问我怎么会走上研究法律语言的道路。说实话,我跟着顾曰国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本来打算选择隐喻的篇章功能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因为在这一个领域自己多少有一点基础,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是顾老师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社科院资助的课题: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建设。我和我的两个同学(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王彦和来自韩国的留学生梁敬美)都参与了这个课题,帮助收集口语语料。记得梁敬美负责收集韩国人在中国讲汉语的语料,王彦收集商场买卖互动话语语料。想了好久之后,我决定去法庭听一下,看看能否收集法庭审判的互动语料。记得我到社科院之后,为了给我提供一些方便,顾老师给了我他的一部旧自行车,我就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北京的一些法院去旁听,特别是西城区和海淀区的基层法院。结果发现法庭话语不仅十分有意思,而且国内几乎没有人涉猎(而在国外,特别是美国,已经有学者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于是决定把研究法庭话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了收集和转写这些语料吃了很多苦头。为了研究的需要,我还额外读了很多法学著作,特别是法理学和法哲学方面的著作。现在想起来,我十分庆幸自己走上了法律语言研究的道路。这里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研究帮助我建立了与国内外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和法哲学学界——联系,也就是说扩大了我的学界联系和影响,有了更多的学界朋友,特别是跨学界和跨领域的朋友。我现在还应邀参加他们的学术会议(尤其是法学方法论和法理学的会议),我的文章和著作法学界的学者也比较关注,也很感兴趣(我的到目前的学术生涯中,有过一些高潮时刻。其中之一发生在2008年冬,我应邀在华南理工大学第二届法学方法论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过程中,如会的法学学者们自发地爆发出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令我终生难忘。另一次高潮,发生在我在美国做富布莱特学者期间,在布鲁克林法学院做的一次演讲。我的朋友,国际著名法律语言学者,当时的法学院副院长Solan教授,把我的那次讲座引起的轰动称为phenomenon。)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还有一点特别令我高兴的事情是,许多法律实务工作者,比如法官律师和检查官,都读我的书,认为我的研究对他们打官司审理案子有帮助,对中国的法治(法制)建设对实现司法公正正义有益,对开拓新的法律研究方法有启迪。这是我的研究的社会意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所在,也是我的追求,我除了希望自己的研究有一点自己的特色和创新之外,更希望我付出的努力能对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涉及到社会正义和公正的问题,做出一些贡献。在法律语言研究这一块,我始终提倡并坚持法律语言简明化,坚持“立法司法和执法是(也就是)为了去法”的法哲学思想。

我的语用研究,特别是关于目的原则的研究,受到顾曰国老师的很大影响。19978月到19988月间,我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可以说翻阅了图书馆所收藏的当时国际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学术期刊的重要文章,顾曰国教授在PragmaticsText这两个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和他的研究模式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1998年回国后决定跟着老师的攻读博士学位。当我决定研究法庭话语时,最初想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作为理论模式,后来发现法庭互动中有很多不合作现象,似乎很难把合作原则贯彻到底,因为法庭几乎等于战场,法庭话语是“战争一般的话语”(war-like discourse),研究不合作和如何使人合作似乎更合适一些。于是就决定从目的角度切入,因为没有任何话语现象像法庭话语那样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且不说任何行为都具有目的性这一哲学上认定的事实。另外,我觉得我跟老师有一点相似的是,就是不愿意完全照搬别人的东西,希望有一点自己的新的尝试。老师是比较早的从目的角度切入话语分析的学者,有一套自己的分析模式。但是我也不愿意完全照搬老师的模式。我想在借鉴老师的模式的基础上,有自己个人的一些独到的东西,有一些拓展。不管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但这是我的个性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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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感谢许许多多有恩于我的人,他/她们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给了我帮助和支持。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列举所有人的名字(但都会牢记在心)。有些人和事我在出版我的专著《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时已经表达了我的感谢,所以这里我重点说说那些以前和以后的人和事(我觉得,上面的话不说似乎无关大局,下面的话不说,良心不安)。

我的父母亲。穷尽我的一生,加上我的来生来世,也无法报答父母亲的恩情。1987年,父亲去世时,虽然我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成为男人,但我觉得心中的顶梁柱垮了,天塌了。父亲是我人生的榜样和楷模。2010年夏天,母亲又永远离开我们。我当时跟朋友说,我不知道以后这个学问还要不要做,为谁做。没有很好地孝敬和报答父母,让他们活得更长一点,生前更多地享受一点生活的乐趣,是我心中永恒的痛。努力偿还这永远也还不清的债,是我不懈地努力做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力。

岳父母。岳父是个老实人,本分,没有任何心机和心计,生命中谈不上多大的成就和辉煌。从岳父那里我得到的启示是,对老实人和本分人,一定要老实和本分,绝对不能欺负老实人和本分人。无论做人做学问都要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当然,岳母给我们的帮助更大。记得刚结婚和婚后的那一段时间,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一家三口,周末经常是“倾槽而出”:或由我骑着自行车,前面车架上坐着女儿,后面坐架上带上老婆,一行人马,浩浩荡荡;或一起挤乘三路公共汽车,晃晃荡荡,目的地就一个:黄石市火车站附近的那家岳父上班的小邮局,到岳父母那里打牙祭。与很多到了高龄的人不同的是,岳母似乎年龄越大越警醒。她总是不忘提醒我:(为官)不要贪婪。

妻子周晓萍。不善交际,拙于言辞,勤于持家。三十多年来,我们之间有过不少吵吵闹闹和磕磕绊绊,不见得总是志同道合,但一定风雨同舟,整体上她支持我的学术之路,做出了许多牺牲和奉献。我的很多学术经历和活动都是她记录的。因此,有了她,我的生活多了许多风采。

顾曰国老师。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这首先是他的学问,做学问的方式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他是比较纯的那种学者,热衷并且实践创新努力,学英语出生,但主要研究汉语,特别是所说的situated discourse(现场即席话语),现在全力以赴地做多模态的话语语用研究,始终不懈地在学术上进行尝试和努力。他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黄梅老家的父老乡亲,特别是同村的父老。他们当年支持我上大学,在我家里需要帮忙的时候,总是义无返顾地援手。儿时,还有上大学前的,那些农村经历,虽然整体是艰难的,但是有很多难忘的,也忘不了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怀念的,越来越珍惜的幸福记忆。这些经历都与父老乡亲关联。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2008年调任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我20027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一直想留在北京工作。好几所我所钟情的大学都要我去(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但是因为档案和人事关系都没有办法从我原来的学校转到北京,因此都没有办成。我试着联系中国政法大学。当时政法大学的校长是徐显明,人称中国人权研究第一人。2001年,他受教育部的重托,从山东大学调任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校长,欲借此机遇,大展宏图。他当时一方面从国内外广纳人才,二是大力扩展学科。我的研究也属于语言学与法学的交叉研究。徐显明校长(和他所领导的人事处)决定帮我重建档案。2003年底,也就是我从社科院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试着申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资格。说实话,按照当时政法大学规定的博士生导师评聘条件(硬件条件),我还稍微弱一点。但是为了学科的发展,我听说他亲自出面做有关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我最终评上了博士生导师,这对我本来起步就晚的学术生涯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帮助。不仅如此,2003年,我试着申报司法部的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研究课题是关于法律语言研究的。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法律语言研究在法学界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司法部的课题指南中压根儿就没有法律语言这一条。我后来了解到,还是徐显明校长鼎力相助,我的这个课题不进入选了,而且还被确定为重点课题。我记得当时评审结果公示时,我的项目列在当年获选项目的第一位。徐校长在出差途中还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这一个课题对我后来的法律语言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04年,我的《法庭语言技巧》一书出版,我在“后记”中说,“他(徐显明教授)对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支持,是我在这个领域披荆斩棘,乐此不彼的巨大动力”。遗憾的是,我一直没能找机会请他吃一顿饭,喝一杯茶,表示一下谢意。我无论怎么感谢徐显明校长都不过分(在修改这个序言的时候,我听说他离开了山东大学,到中央政法委任职了。有显明兄这样的法学学者进入中央政法管理层,这应该是中国法制(治)事业的福音。祝显明兄一路顺利!)。

四川大学外文系曾佑昌老师。他是我人生中很早就结识的一个朋友。我和他当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高校教师进修班学习时认识。他比我年长,出生在四川农村,人很善良,也很倔强。后来我决定报考四川大学外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也多半是因为他。在准备考试期间,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时,他那时因离异孤身一人,周末经常邀我去他的单身宿舍里吃饭,特别是担担面做的总是特别好吃,吃完饭便下棋(但总是我输),无所不谈。有时他也带着孩子,骑上自行车,和我结伴一起到附近的风景区(如青城山)玩耍,还陪着他出去相亲(当然是帮他相亲)。一九八七年,我的父亲病世。我那时经济上异常拮据,精神上近乎崩溃。老师给了我经济上和精神上双方面的帮助。这些年来,与他联系很少,但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正式地感谢他。在这里我要对老师说:谢谢你!我始终没有忘记你。好人一生平安!

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先生和他所领导的语言研究所。我和我们外国语学院的发展都得益于邢老师和他领导的语言研究所。在华师,老师对我一直是一个无形的激励。

还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特别是外语学院)的我的同事们。早先那些年,当我在两个大学兼职往返于北京武汉两座城市时,有些工作就不一定能做得完善,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都比较宽容。因此,那些年也是我的学术研究发展和进步较快的时期,也是我感觉十分充实的岁月。那些日子令我现在十分十分地怀念!

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的陆俭明教授。他当年欣然答应给拙著《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作序的情景今日依然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尤其是高等教育分社社长常晓玲和编辑部主任孔乃卓老师。谢谢他们在我的人生学术旅途中给提供一个驿站,让我有机会休整反思充电筹谋;让我有机会稍微停下脚步看看路边的里程碑,计算一下我的行程。特别要感谢本书的编辑赵东岳女士。编辑是一个很辛苦的,很细心的,很需要耐心的工作。一本书的成功出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责任编辑。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国际语用学协会秘书长,国际知名语言学家,Jef Verschuren教授。我跟他其实接触和联系并不多(不过他的学术著作我都拜读过,而且深受启发和影响),他是国际语用学界权威学者之一,是我最敬重最佩服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活动特别多,学术研究特别忙,但欣然答应为拙著作序,令我感动。

编辑文集过程中,我发现,收入的这些论文其实还有些问题,有应该修改的地方。为了保持“原作风姿”,忠实历史,我没有尝试去变动,敬请读者原谅和批评。我觉得,我休整一下之后,又要出发,踏上新的征途,尽我的力量,做出新的努力和工作,这似乎是弥补以往的不足,乃至过失和差错的最好办法。生命的历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断追求并创造真善美的历程。不断地发现—并且创造—生活中的真善美;不懈地发现—并且创造—学术上的真善美,这是我生活和生命的力量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也是我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之所在。现在,我的许多博士生(还有一些同事)总是劝我:“老师,你要及时行乐!”我知道,这是他们关心我,爱护我,他们知道老师不再年轻。他们更知道,做学问是一件苦事,特别是做像我们的这种以口语语料为出发点的研究。但是,做学问也跟旅游和美食佳肴一样,能够给研究者带来快乐—特别是那种独特的精神上的快乐,而不完全是劳累或者辛苦,有些快乐不是金钱或者其他的东西能够提供的。所以,我想我们做学问的人,不妨尽可能地用学术研究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在延长的生命中,我们又不妨尽可能地享受学术之乐,生活之乐。

总之,我要坚持不懈地走自己的道路:我以我的方式,展示这个世界;我以我的方式,解释这个世界;我以我的方式,影响这个世界;我以我的方式,改善这个世界。

 

           20138月草拟,后不断修改加工,

          2014年春辍笔于寒舍抑扬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