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篇语法 [1]到批评性话语分析*

从语篇语法[1][1]到批评性话语分析*

—简要的学术自传

T．A．冯 × 戴伊克

                                                    （高彦梅 译）

在这篇简短的学术自传中，我概略介绍我这些年的研究进展：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语篇语法”，到现在的“批评性话语分析”（CDA），以及其他领域如意识形态、知识和语境的研究。这篇自传的中心是“学术”。文章中很少谈及我的个人经历，尽管有些经历可以帮助解释我在学术兴趣方面的变化，例如从80年代我对种族主义和批评性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强。但是这类个性化的经历需要放到别处去讲。

1．语篇语法

要理解我对语篇语法的兴趣，首先应该回顾一下我对文学的热情。我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法国语言文学，尤其对超现实主义诗歌感兴趣。我还在阿姆斯特丹城市大学学习文学理论，特别关注文学语言，希望了解文学是否可以通过其使用的典型语言来展示其特点。

受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60年代末上述问题被表述成一套会衍生（即从结构上描述）文学语篇的特殊的规则。但是转换生成语法从来就不是被发展来解释语篇的，因此我发展“生成诗学”的目标（反映在我用荷兰语发表的第一本著作（Van Dijk，1971 a, 1971b，其中一些部分后来被译成德语和意大利语，详细情况参阅随后的参考文献）很快被更重要的目标即集中研究“生成语篇语法”所取代。而“生成语篇语法”将是我博士论文的话题（Van Dijk，1972）。

这样一种语篇语法的重点是要能够为语篇的（语法）结构提供清晰的描述。除了其他语篇基本方面之外，这种描述最明显的任务就是解释句子之间的（语义）连贯关系。尽管句子语法依然需要解决复合句中小句之间的语义关系，但对于语篇中的线性（序列性）语义关系还没有人进行认真的研究。

在法国结构主义语义学（格雷马斯Greimas）的影响下，我于是首先假定：句子之间的意义关系必须依据这类句子中词的词位和义子（semes）加以确定。尽管这种方法在法国结构语义学界流行了许多年，但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完全是误入歧途。

关键在于：决定句子之间连贯关系的不仅仅是句子之间的意义关系，更重要的是指称关系，也就是语篇中的句子所指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谈及。

在这个刚刚出现的语篇语法理论中新颖而有趣的一点，是“宏观结构”概念的引入，这是任何形式的句子语法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概念。宏观结构的关键是：语篇中不仅仅在连续的句子之间存在局部的或微观的关系，而且在整体和全局上也有宏观结构决定着语篇的整体连贯和组织。在我的早期作品中，这样的宏观结构有两种：即意义的整体结构和形式的整体结构。为了避免两种整体结构之间出现混淆，我后来引入“超结构” 来指后者，即管理语篇整体形式或格局的摘要或图式结构。这一点我们在叙事理论或论证理论中都已经了解。(Van Dijk, 1980)

时隔30年后的今天人们可能会问语篇语法是对还是错。就我自己现在看来，我会说语篇语法的基本原则在今天依然是站得住脚的，这一点从今天人们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有时是高度复杂的语篇语法正在开展的大量研究工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事实上，正如句子语法解释为什么任意排列的单词不能确定句子一样，语篇语法需要解释为什么任意序列的句子不能确定语篇。不过，我们当时探索语篇语法的方法还是非常原始的，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测的，不够精确，并且有些误入歧途。留存至今的是连贯概念在所有语篇语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连同一个明显的观念，即在描述的更宏观的全局层次上语篇也是有组织的。

后来这类局部（句子之间）和整体（语篇层次）连贯的研究，包括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了。因此，在《语篇和语境》(Van Dijk, 1977)中，我强调指出，句子之间的局部连贯应该是建立在“可能世界中的事实”之间的指称关系基础上的，因此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从形式语义学和哲学中借用来的概念“可能世界”。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先后排列的命题P1和P2所表示的两个事实F1和F2在某个可能世界或在某个代表这种可能世界情形的模型中有关联（如作为条件，或原因），那么它们是连贯的。直到今天，这依然是语篇连贯的标准语义定义——尽管这类定义中需要加进语用的和认知的因素：很明显，语篇不是在摘要中连贯，而是由于某个交际场景的语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而连贯。后来我与Walter Kintsch开展了对语篇加工的心理过程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指称关系不再决定于“在某个可能世界中”的事实，而是决定于心理模型（mental models）（详后）。

无论如何，局部连贯的另一个维度出现了。句子（或句子意义：命题）不仅因为它们所表达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连贯，而且因为它们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而连贯。换言之，连贯不仅仅是“外延性的”，而且也是“内涵性的”。但是，这种意义不是由孤立的词的意义决定的（结构主义语义学的观点），而是由整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例如，两个命题P1和P2，如果P2是P1的概括、详述、解释或例证，那么P1和P2就是内涵性连贯。也就是说，这些概念（notions）决定了随后命题之间的功能关系：P2有一种作为P1的概括的功能，等等。后来，Mann和Thompson的“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RST））进一步发展了语篇中句子之间这种功能关系。遗憾的是，有时候他们将这种关系与命题之间的指称关系混淆起来：命题之间的指称关系是建立在命题所表达的事实之间（时间、条件、因果等）关系基础上的。区分这两种连贯很重要：一方面是功能性（内涵性、以意义为基础的）连贯；另一方面是指称性（外延性、以指称为基础的）连贯。

与此同时，依据非常精确的语义规则从微观命题序列中衍生宏观命题的宏观结构概念也已经明确确定下来。据此，对于人们熟悉的“总结”语篇（‘summarizing’ a text）这一现象我们便有了一个形式解释。后来在语篇加工的心理过程中，这些宏观结构在解释语言使用者理解、存储和回忆语篇的方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日依然有一些话语语法理论仅仅停留在连续的句子或命题这种“线性”层次上，而忽视关键性的决定语篇整体意义和形式的整体结构（宏观结构，超结构）。

导致这种忽视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宏观结构在语法理论中仍然是陌生的东西，这些结构需要一种与句子意义结构或句子之间关系完全不同的解释。确实，人们很难想象一种仅以语法为基础的关于结构，如叙事结构、议论结构或会话结构的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讲，主流的现代语言学本身还从未发展过一种完全以语篇为基础的语言使用理论，因为他们的语法基本上依然是句子语法或“序列”语法。大多数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话语分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研究而不是语言学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原因。同样，这种发展也表明，一个（从属）学科的发现怎样经历数十年才被其他（从属）学科引进和接受，或者甚至由于人们发现它在学科中不合拍而根本不引进。

2．语篇加工心理学

准确地说是由于我的语言学同事，甚至是研究语篇语法的同道，对于“宏观结构”等陌生概念感到不舒服，我才转向心理学以寻求灵感和支持，也因此遇到了Walter Kintsch。这位奥地利后裔的美国心理学家早在1974年就写过一本书《记忆中的表征》，在心理学领域率先明确指出，研究理解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单独的句子，而应是整个语篇。他于是求助于我1972年那篇关于语篇语法的博士论文。很快我们便取得了联系，此后合作了十多年时间。当时我正在撰写《语篇和语境》（Van Dijk, 1977）一书、一些关于话语的语用学的文章（Van Dijk, 1981）以及各种用荷兰语写作的著作（Van Dijk, 1977, 1978, a, b）。十多年间，我们合作撰写了多篇论文，最终完成了一本著作《语篇理解的策略》（Van Dijk & Kintsch, 1983）。这本书后来在话语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许多关于语篇语法的最初想法，包括令人困惑的宏观结构，都在语篇理解的认知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过，刚开始，加工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和表征非常接近语篇的结构和规则，但Kintsch和我后来发现实际的语言使用要灵活得多，同时也更容易出错：人们说话或收听话语时会出错。

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策略性”理解，尝试更现实地解释语言使用者在说话或理解话语时实际上在做什么。例如，语法赋予一个句子或句子序列一个“已知”的（抽象）结构，但实际的语言使用者在全部听完或读完句子之前，已经开始（试探着）解释句子开头的几个词。也就是说，理解是“在线”的或线性的，而不是“前因后果”式的。这种策略性理解很快，并且很有效。但是是假设性的：错误可以在后面修正。

同样，与语法不同，语言使用者会利用从语篇和语境中获取的信息，或者在同一时间内在几个不同层面（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同时操作以解读语篇。总之，实际的语篇加工与形式化的结构性语篇分析很不相同。

话语创作也是如此：在脑子里尚未形成完整的句子、段落、话轮或整个语篇结构的情况下，语言使用者可能早已经开始在说或写了。

语言使用者在记忆中表述句子和句子的意义。就是说，心理理论是关于大脑加工的理论，需要将诸如“工作记忆”即短时记忆（STM）具有有限容量、需要定期清空、随后将解读后的信息存入长时记忆（LTM）等问题考虑再内。因此，在话语的所有层面，Kintsch和我对语言使用者在分析、解读和存储到长时记忆等过程中的策略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不再讨论局部连贯或宏观结构衍生的条件或规则，取而代之的，我们现在有很有效的策略来解释语言使用者大脑中的运作过程。

这样一个理解过程的结果便是“情节记忆中的语篇表征”（Text Representation in Episodic Memory），即长时记忆中存储人们个人经验的那个部分。宏观结构概念在这一过程和表征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宏观结构是语言使用者建立起来的一个结构，用以在记忆中组织语篇表征。换言之，心理学理论中的宏观结构是主观的：它们解释语言使用者如何理解语篇中哪一部分最为重要，即话题是什么，以及语言使用者如何能够总结话语。

另一个重要因素，即语篇语法中缺乏的“知识”，需要介绍一下。为了理解一个语篇，（语言使用者）需要预先假设大量的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世界”知识。没有这些知识，要想确定句子之间的连贯关系，或者说事实上是构建宏观结构，是不可能的。大约还是那个时候（1977年），Schank 和 Abelson发表了他们关于“脚本”（‘scripts’）的著名著作，将脚本看作是人们组织关于诸如购物或在饭店就餐等塑型[2][2]事件的知识的抽象方式。换言之，为了理解一个语篇，语言使用者激活一个或多个“脚本”，并运用相关知识在片段记忆中构建语篇表征。

我们引进了一个重要概念，即（语境）模型（(situation) model）。这一概念又以不同方式被心理语言学家Johnson-Laird用在他的书《心理模型》中。这一概念的关键是：语言使用者在他们的片段记忆中构建的不仅仅是语篇的（语义）表征，而且还有语篇所谈论的事件或语境的表征。这个模型概念后来证明很成功，它解释了许多到那时为止依然模糊不清或被人忽视的事情。

首先，它非常完美地奠定了指称连贯理论的基础：句子（或它们的命题）被简单确定为相对于一个模型是连贯的。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为一个序列或整个语篇构建一个可能的或合理的模型，那么这个语篇在主观上就是连贯的。这也解决了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中的“非语言性”指称问题：人们指示或谈论的不总是“真实世界”，而是按照自己的心理模型构建的对于世界或世界中的一个情景的主观建构（或是内部主观重构）。就此，我们便有了解释“指称连贯”这一概念的一个认知的、主观的、因此也更现实的基础，而早期按照形式模型或可能世界的理论对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则更为抽象。

第二，语篇的宏观结构可以依据模型的较高层次的“宏观结构”加以解释：它们或许不是直接可见或直接由话语本身所表达的，但是人们知道总话题是什么这一事实会在人们关于事件的心理模型中得到表达。换言之，话语加工中隐含的信息和推论在心理模型中得到表达，而这也很好地解释了预设概念，即预设就是没有在语篇中表达的一个模型中的命题。

第三，模型还为如下事实提供了一个优雅的解释：当人们回忆一个语篇时，他们通常“错误地”回忆起一些在原始语篇中根本没有表达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在理解过程中人们也在构建关于事件的模型，并且如果这一模型的大部分信息可以从更概括的社会文化知识中推演出来，那么这些“错误的”回忆就可以依据（人们）为语篇所构建的模型的内容得到解释。就是说，对一个语篇，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它的意义，而是人们建立起来的关于语篇所谈论的事件的主观模型。但当我们意识到众多的读者感兴趣的并不是语篇的抽象意义，而是语篇中关于“现实”的信息时，这当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总之，理解一个语篇意味着人们可以为语篇构建一个心理模型。

第四，在语篇创作过程中，这一模型是一切加工过程的出发点——这也是其它语言和话语创作理论所欠缺的：对于一个事件人们知道一些事情，这一知识表现在他们关于事件的心理模型中，这一模型成为人们讲故事或写新闻报道等的基础。

第五，模型解释说明了一个事实：人们不仅表达他们对事件的了解，而且表达他们对事件的观点和情感。这就解释了词汇选择和其他方面的“评价”如何取决于评价信仰在人们关于事件的心理模型中的呈现方式的。

最后，模型解释一般知识怎样与语篇加工想关联：尽管模型是因人而异的、主观的、特定的（局限于语篇理解的即时语境），但知识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些模型的概括和提取。因此，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是典型的模型操作。反过来，通过“激活”特定模型中具有这类知识的部分，一般知识也得到了运用。后来许多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证明这些模型在理解和回忆中确实起着关键性作用。

Kintsch和我合著的那本书没有涉及到以下内容：除了有关谈论或书写的事件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称为“语义”模型）之外，语言使用者还建立他们所参与的交际事件的模型。这些所谓“语境模型”（或“语用模型”）突出自我、其他参与者、场景（时间和地点）、社会特点、参与者之间关系以及整体目标、意图和目的的主观表征。

语境模型同样构成了依赖语境的言语行为、风格和修辞的心理基础。就是说，它们控制了从事件模型提取信息以及最终在话语中表达信息的方式。

在较早的心理（情景）模型在心理学中广受欢迎的同时，令人惊讶的是同样关键的语境模型在话语加工的心理学研究中并未产生影响。同样奇怪的是这一模型解释了更为现实的话语加工和语言使用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即在交际场景中人们怎样才能充分地说和写。没有语境模型，话语加工理论事实上模仿的便只是单个说话人或作者的所言所写，没有任何作为与其它参与者交往和互动结果的社会“输入”。因此，没有语境模型，话语理论便缺少了重要的社会和交际维度。事实上，我推测Kintsch和我早期所说的“控制体系”事实上是由语境模型执行的。

“语境模型”这一概念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在我即将（2004-2005）出版的关于语境的跨学科著作中将全面阐述。新语境理论中，也解释了语言使用者如何安排调整自己的话语以适应接受者的假定知识这一根本任务：因为在这样相对较小的策略性语境模型中他们不能够表达接受者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只需要一些简单的策略以允许他们总结归纳接受者可能已经知道的事情。在这里关键的是将知识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所共有的信仰（shared beliefs of a community）（详后）。

这时关于话语的这项认知工作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加工，对于一般性的、抽象的和社会共有的认知表征（如知识）则关注有限。后来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假设，模型——因此也是话语建立的基础——同样突出评价信仰，即人们对于社会事件和交际事件的观点。这些观点部分地是个人的，同时部分地又是基于社会共有的观点结构，如态度和意识形态。我在80年代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对于偏见的研究，都集中在语篇加工下面的这些社会的“社会认知”上面。

3．话语语用学

与许多其他学者不同，我对语用学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即我认为语用学是研究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序列的学问。在句法学研究形式、语义学研究意义和指称的同时，语用学研究的是行为（action）。同样句法学对形式完整（well-formedness）提供规则、语义学为有意义、为指称和连贯提供条件的同时，语用学为被定义为（言语）行为的话语的适宜性规定条件。就是说，语用学不是关于语言“使用”的一般性研究（或者像Charles Morris将近60年前所说的——是关于“标记”（‘signs’）和它们的使用者之间关系的学问）。如果是那样的话，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种族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就都成了“语用学”的一部分。这种对于语用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专门的交际策略的研究，如印象组织的礼貌性（politeness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等也是如此。这些是（话语）交际理论的一部分，不属于语用学理论。

我对于语用学的研究自然集中在话语的语用方面，而不是孤立句子的语用方面（Van Dijk, 1981）。有趣的是，语义连贯理论可以被用作解释言语行为序列的语用连贯理论的例证：当A1为适当完成A2的可能条件时，言语行为A1和A2是连贯的。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命题序列来描绘宏观命题，也可以用言语行为序列来描绘整体的宏观言语行为。例如，从语用学角度来看，一篇新闻报道是一个宏观断言，一个勒索便条是一个宏观恐吓。一个话语的意义也是如此，这或许也是语言使用者对于一次谈话行为的回忆：不关注细节性的局部言语行为，更多地关注语用“结论”（upshot）或话语要点（point），即总体的宏观言语行为：“他威胁我……”，“她向我许诺……”，等等。

宏观言语行为的概念与语义宏观结构有着系统的联系：一个宏观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宏观命题。这就很好地总结了整体结构理论。现在整体结构理论不仅具有形式维度（话语的图式性超结构），以及意义维度（其话题或宏观结构），而且还有了语用维度（由话语执行的整体言语行为，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交际行为）。

4．话语与种族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工作开辟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也由于我第一次长时间呆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当时我在墨西哥的科勒吉奥教一门课，最终我决定该做些严肃的事情了。语篇语法和心理理论都是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但是除了明显的应用，如在教育方面，它们与这个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关联甚微。那时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在欧洲，就是种族主义。因此，我对种族主义如何通过语篇和谈话被表达、再现或被合法化等方式产生了兴趣。

（1）谈话

在几个较大的项目中，我对白人群体一般如何思考、谈论、撰写有关少数种族、移民、难民、以及从南方来的人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例如我的一个主要项目集中研究了荷兰和加利福尼亚的主流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谈论“其他人”（Others）。在阿姆斯特丹和圣地亚哥对不同区域所录制的数百段即时访谈进行文字整理和分析之后，我的学生和我很快发现，在结构的各个层面，这类谈话都非常具有代表性（Van Dijk, 1984, 1987）。

例如，在话题层面，我们发现，与其他谈话不同，当人们谈论“外国人”时，只出现几个很有限的话题。一般来讲，这些话题是关于文化差异、偏离（犯罪、暴力等）和威胁（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此表达并再现出一种主导性的塑型和偏见。在句子间的语义关系这类局部层面上，我们发现人们一般采用特定的语义“步骤”，如拒绝承认明显的否定“我一点也不反对黑人，但……”)，以及明显让步（“并不是所有黑人都是罪犯，但……”）。这些步骤在局部弥补了肯定的自我表述（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是容忍的，等等）和否定的他人表述（跟在“但是”后面的否定部分）等整体谈话策略。“肯定”部分大多是顾全面子的形式，这一点也可以从迄今为止谈话的大部分是否定“他们”的这一事实中推断出来。

在一项对讲故事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在有关移民的故事中常常缺少解决（Resolution）这类强制性叙述范畴。这似乎显示在白人们有关种族事件的心理模型中，他们确实没有真正看到过“外国人问题”的解决。因此这些故事集中在（通常是否定的）纠纷，因此事实上也就变成了一种抱怨故事。这类抱怨故事在议论中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故事中的个人经历成为诸如“他们不想适应”或“他们来这里就为惦记我们的钱袋”等否定结论的可信赖的前提。

文体、修辞和谈话中的其他形式属性共同构成了这一总体印象。例如，人们会有选择地使用代词和指示词语来拉长社会距离，如，说话人谈到他们的土耳其邻居时宁可使用“他们”或“那些人”而不是按正常的做法使用描述性短语“我的（土耳其）邻居”。在对话中我们还发现人们在命名其他人时时常会犹豫、出错或修正，这种不流利可以从（认知的和社会的）顾面子以及谈论诸如少数种族等“敏感”话题时使用的印象管理策略等等方面得到解释。

（2）新闻界

其他对语篇中种族歧视的表达和对种族主义的再现的研究集中在机构的、名流语篇和谈话。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英国和荷兰的数千篇新闻报道（Van Dijk, 1991）。我们首先想知道的就是主流新闻如何描写其他人（the Others），新闻报道在种族关系、对塑型的宣传以及对白人统治的再现方面一般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有趣的是，尽管并没有出乎意料，日常会话中的许多特点在新闻报道中也出现了。于是我们可以推断，大多数公众对“外国人”的言谈与他们的报纸的报道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同样在报纸上，关于少数种族的主要话题的选择是严格限制的、加框框的，如果不是否定的话。又一次，我们发现了对差异、偏离和威胁的特殊关注。在体面的自由主义的报纸上，像许多与移民有关的问题一样，种族犯罪也是一个主要话题。这意味着移民的积极方面（对经济、文化变迁的贡献等等）很少成为报刊话题。少数种族总是被刻画成问题人群，而我们带给“他们”的问题如缺少待客礼仪、苛刻的移民法律、歧视、和种族主义等等，则很少成为主要话题。

同样，引文格式也是可以预见的。按照其本身的平衡原则，人们总会期待报道中会引用精明强干的可信赖的少数种族发言人对种族事件发表观点。但事实是：主要是（尤其是）白人（多数民族）的机构或名人的观点被引用。当引用少数种族时，他们不能单独发言。当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如歧视或种族主义等出现时尤其如此。如果其他人被允许发表观点，则总是标以无保证的指控，作为“所谓的”种族主义或作为引号内的“种族主义”，而非作为事实。

当我们意识到在欧洲大部分新闻编辑室都是一色的白人工作人员时，便可以预见在放弃声言书中，在对少数种族演员的描述，在标题结构、文体和修辞中，也可以观察到的这种带有倾向性的结构：很少有少数种族的记者为主流报刊工作，并且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攀上较高的编辑人员层次。同样少数种族的组织和发言人被发现不可靠、不太客观，因此也不大能接近新闻界。

于是从这项大规模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尽管从某种角度讲新闻报道只反映政治家或一般公众对少数种族的言论，但是它们在种族事务中也起着自己的作用，尤其由于它们巨大的覆盖面和权威性。与谈话中带有倾向性的普通说话人不同，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或社论会有成千上万、乃至（像英国报纸那样）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因此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我们对于日常会话的研究中，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这些报道的影响（Van Dijk, 1987）。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出结论说欧洲的报界在维持（有时是恶化）“种族现状”方面（即使不是在种族主义的再现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3）作为话语的新闻

这些关于报纸在再现种族主义中的作用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是与另一个项目同步进行的。这另一个项目就是对报纸上新闻的结构、新闻的创作和接受的系统研究(Van Dijk, 1988a, 1998b)。令人注目的是，很少话语分析工作者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这种极其普遍的书面话语形式进行分析。在几项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中，我尝试将话语分析延伸到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应用领域：大众交流研究。我假定新闻语篇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结构或“新闻图式”来组织新闻报道：开头是众所周知的标题和导语（新闻报道的首段）——二者共同构成较高层次的总结范畴（我们在许多其它话语类型如学术文章中也发现有这种范畴），后面是诸如近期事件、先前事件、背景、历史和评论等范畴。我强调一个事实，新闻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语篇加工的形式，是新闻记者在写作新闻时对所使用的众多（书面的或口头的）源语篇进行加工的过程。其中一项经验性研究调查了在世界新闻中一个事件如何被掩盖（即1982年黎巴嫩当选总统贝施尔·杰马耶勒被暗杀）。我们系统地分析了数百条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报纸中的报道，试图了解新闻报道的“普遍原则”，了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政治体制的新闻报道会不会提供关于事件的一个不同“画面”。我们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新闻报道，或许是受国际新闻机构报道格式的影响，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却惊人地相似。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在主流报纸与通俗小报之间倒还存在差异。

（4）教科书

种族塑型和偏见的另一个来源是学校课本。这使得数百万儿童成为日常受害者。于是我们分析了荷兰初中学生的社会科学课本，并提出了与其它研究项目相同的问题：他们对少数种族说了什么？它们在再现偏见和种族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如何（Van Dijk, 1987）？

尽管随着更多“多元文化”学习材料的引入，情况（尤其在美国）在缓慢地改善，但大多数课本中，尤其在欧洲，依然是要么完全忽略少数种族（因此暗示欧洲——以及教室——依然是单一的“白色”），要么倾向于承认简单的塑型，甚至是种族偏见。少数种族以及南方来的人一般不仅被表述为“贫穷的”、“落后的”或“原始的”，而且是犯法的、带有侵略性的。媒体和日常会话中也如是说。尤其是文化上的“偏离”，即将其他习惯、另一种语言或另一种宗教作为焦点，将其问题化。有关种族事务的机构话语和名流话语中也是如此，歧视和种族主义很少成为话题，人们甚至拒绝谈论这类话题。

（5）议会辩论及其它名流话语

与种族事务有关的公共话语的另一个领域是政治生活。于是我们分析了荷兰、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关于移民、少数种族或希望行动[3][3]的议会辩论（Van Dijk, 1993）。很明显，除了极端分子组成的右翼政党成员的陈述之外，这些公开的官方话语很少公开表露种族主义倾向。但是在更间接更细微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我们在媒体和课本中所见到的许多“外国人谈话”的典型特征。

尤其有趣的是用来限制移民或少数种族权利的许多策略性步骤。指责受害者是一个主要步骤：少数种族因其自身所处的边缘性地位、因其缺少工作和住房等受到指责。从中暗示出如果他们呆在自己的国家去“改善这种状况”“对他们会更好”。更滑稽的是在这类话语中或许还会加上：如果他们不去面对他们不得不居住的贫困区域的种族问题，对“他们”会更好。当然，移民，如果不是与毒品犯罪相关联的话，本该主要与财政、就业和住房等问题相关联的。

（6）公司话语

鉴于他们（少数种族）在雇佣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我们还研究了公司经理们的话语，主要是人力资源部经理们的面试（Van Dijk, 1993）。可以预见，像其他白人名流一样，公司经理们当然否认他们公司会发生歧视或种族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在荷兰，坚决反对希望行动（他们将其称为“反歧视”）。他们或许关心少数种族失业问题（在荷兰少数种族失业率是主流人口失业率的三倍或更高），但他们总是指责其他人：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他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缺乏动力等等。另一项研究显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老板更愿意雇用白种男人而不愿雇用妇女或少数种族男人。这显然不能成为他们对少数种族失业问题的主要解释的一部分。在政界和媒体辩论中也是如此：如果少数种族有问题，无论如何这些问题总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7）名流话语

学术话语也是同样，如当今的社会学手册、各种形式的权威性主流话语，尤其是各种语类的名流话语，都显示出许多相似之处。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塑型之外，我们发现人们描述少数种族和种族关系的方式中有一种“语篇”塑型。这类语篇和谈话中的主要策略是肯定的自我表述（self-presentation）和否定的他人表述（other-presentation）。“我们的”种族主义是被系统地否定的或者至少是削弱了的，而“他们的”消极特点是被聚焦被强调的。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种族主义，那也应该到城市贫民区内部，就是在贫困白人中间去找，它永远不会出现在董事会会议室、教室、新闻编辑室或法庭。名流们总表白自己是容忍的现代人，同时指责那些贫穷的社会受害者。与此同时，平民政治家们则明确地（并且“民主地”）指出“人民”中间对于更多的移民有愤恨情绪。拒绝承认否认种族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地方比名流们之间更家常便饭了。

由于他们在决策、教育、研究、就业、官僚、信息和通讯等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名流们以及他们的种族意识和做法在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很少有人公然严厉地表达出来，但名流们往往只是预先形成不久之后被（白人）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些做法。换言之，名流们在种族主义的再现过程中起着中心作用。他们是控制公众话语的人，而种族主义是通过公众话语学到的。所以名流们应该为社会上种族主义的再现负主要责任。这或许还意味着他们应该对社会上的反种族主义负主要责任——并且抵制和变革的策略应该集中在“上层”（Van Dijk, 1993）。

在90年代中期，这项对于政治种族主义的研究扩展成了一个更大的项目。这个项目由我的朋友和同事维也纳大学的Ruth Wodak和我共同主持。与我们合作的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团队，包括Luisa Martín Rojo、Ineke van der Valk、Jessika Ter Wal、Lena Jones、Martin Reisigl和Maria Sedlak。我们收集了西欧七个国家（奥地利、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中有关移民和其他种族问题的议会辩论，并系统地分析了这类辩论的内容和结构。于是我们发现了“种族主义”——很少用“反种族主义”——在社会上层是如何被创造和再现的。政治家们除了做出关于移民和少数种族的生活的关键决定之外，如何成为社会上的坏典范（Wodak & Van Dijk, 2000）。

1999年移居西班牙之后，我开始注意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种族问题，写了一本关于这个话题的书（Van Dijk, 2003），并且与来自七个国家研究话语种族主义的团队在拉丁美洲开始了一个国际项目。这项研究的成果有望以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语言撰写出版。

这项有关社会中的种族主义的研究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组织机构，即一批欧洲学者创立的国际种族主义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Racism (IASR)）。Laura Balbo（意大利）任会长，我做秘书长。遗憾的是，在几次委员会会议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援助和时间，这个协会停止了活动，迄今尚未恢复。

（8）开展反种族主义研究的后果   

从长期对种族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得到的另一个经验是这种批评性研究不是没有后果的。如果说在早期的语篇语法研究中我已经感受到——可以说最少是这样——荷兰语言学家是缺乏兴趣的话，这项对种族主义的研究在荷兰普遍遇到的则是明显的敌意。这类研究要想获得财政支持，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研究同一课题的我的助手和博士生也是如此。荷兰的名流们（不仅仅是学者和新闻记者），不愿意被“指控”有种族主义倾向——并且对证明不同结果的数据采取忽视态度。

当我指出荷兰的一位主要诗人Gerrit Komrij不仅在报纸上用自己的名字开辟了种族主义专栏而且很可能以化名参与了一项恶作剧，即发表了一本种族主义的宣扬伊斯兰恐惧的小册子的时候，上述态度上升到了一个更加具有攻击性的领域。整个荷兰新闻界、新闻记者、评论员、专栏作者等等群起攻击我，没有人愿意相信我，尽管在那本种族主义小册子和作者的专栏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作者以诽谤罪将我告上法庭。不过这个案子他输了。当法官总结说这位著名作家可以用荷兰主要报纸新鹿特丹商业报（NRC-Handelsblad）上他的专栏附带他所撰写的种族主义手册的第一分册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法官是对的。而他也那样做了：在几个专栏中他恶意地攻击我、奚落话语研究，努力让阿姆斯特丹大学解雇我。

几年以后我撰写了一本关于整个事件的书（Van Dijk, 2003），广泛地评论并展示了这位著名作家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结果没有一个出版商敢出版这本书。我自己出版了书之后，新闻界一下子沉默了：尽管这明显是一个烫手的话题，竟然没有一篇书评发表，因此这本书完全不为世人所知，被公众忽视了——只销出150本。

5．批评性话语分析

在话语和种族主义这一重大项目不断开展的同时，90年代初期的形势要求将这项工作延伸到更普遍的话语、权势和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在各种文章中我调查了“进入（公共）话语”的方式，如媒体在各种人群中的分布。我发现进入话语对人们来讲是一种稀有的社会资源，因此一般来说可以依据优先进入话语（如果不是控制公共话语的的话）的程度来界定谁是社会名流。这类控制可以延伸到语境的各种特征（时间、地点、参与者）以及语篇的各种特征（话题、文体等等）。

于是在更广泛的范围中，我集中研究了权势的作用以及权势如何在话语中再现、在社会上执行并且成为法律。我强调指出权势不仅是控制人们行为的方法，而且会控制人们的头脑。这种思想控制，同样也是行为控制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来体现的。换言之，话语在社会权势再现的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加上话语分析领域和其他领域学者的工作，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点越来越受到重视：即话语分析应该有一个批评维度。就是说，在倾向、话题、矛盾、问题、方法的选择方面，话语分析以其自身的学术方式，应该积极参与社会讨论、做研究，以便为那些最需要他们的人服务，而不是为付钱最多的人服务。

在各种文章中我强调CDA不是一个理论或一种方法。任何一个适宜的方法都可以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中使用。更确切地说，CDA是一项运动——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论性运动、一种由集中研究社会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的学者们发起的运动。我们通常研究如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与性别、种族地位、阶级有关的各种（滥用）权力形式。我们想知道话语如何执行、表达、抵消、再现不平等，或如何对不平等的再现做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倾听统治群体的经验和观点，并研究最有效的抵抗和表示异议的途径。

由于对批评性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越来越多，我倡导组织来自许多国家的批评性研究学者建立了一个网络，称做CRITICS (Centers for Research Into Tex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社会语篇、信息和交流研究中心）。名单就在网上(CRITICS-L)。

自从90年代初我在阿姆斯特丹组织第一次会议以来，一群（欧洲）学者每年聚会一次。我们以此激发学者们发展一套更具有批评性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交流和话语。经常参加会议的有Lilie Chouliaraki (哥本哈根), Bessie Dendrinos (雅典), Norman Fairclough (兰卡斯特，现在在布加勒斯特), Gunther Kress (伦敦), Luisa Martín Rojo (马德里), Ron Scollon (乔治敦), Teun A. van Dijk (阿姆斯特丹，后来在巴塞罗那), Theo van Leeuwen (伦敦，后来在加的夫), and Ruth Wodak (维也纳，现在在兰卡斯特)。有时候，我们在欧洲其他地方遇到的学者也加入进来。

早在1990年我就创立了《话语和社会》（Discourse & Society）杂志作为这项更具批评性、更关注社会政治工作的论坛。这份杂志很快受到普遍欢迎，获得很高的威望，它在国际引用排行榜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世界范围内交流研究杂志中引用最多的杂志，甚至在几个学科中也是引用最多的。此后，我创立了另一份话语杂志《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采用了更综合性编辑方针。

6．意识形态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般倾向研究中有一个中心项目就是我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开始于1995年前后。在这项研究中我可以将先前与Walter Kintsch一起发展的话语认知研究中的一些想法与后来的社会认知、权势、种族主义、话语中权势的再现等想法结合起来。就是说，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孤立存在的。为了解释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更概括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于是建立了一个大型的长期项目，第一步工作就是以话语、认知和社会等重要概念为基础勾画出整体框架（Van Dijk, 1998）。在后期项目中我将发展各个部分的理论，即意识形态与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我提出的意识形态这一重要概念是依据基本认知信仰来界定的。基本知识信仰是一个群体中成员之间共有的社会表征的基础。因此，人们可能有意识形态的种族和性别信仰（如关于不平等），这些信仰是他们群体成员中共有的种族和性别偏见的基础，决定着他们的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于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与话语联系起来，然后将意识形态与其在话语中的再现形式结合起来；同时也可以将意识形态与群体成员在他们的社会认知和话语中表述和再现他们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的方式联系起来。换言之，这样我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在长期困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的认知与社会之间，进而在微观与宏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就是说，意识形态控制群体的社会表现，因此也就控制了群体成员的社会实践和话语。这种情形发生在意识形态对心理模型的控制，而正如上面谈到的，心理模型转而控制话语、互动和交流的意义和功能。反过来，意识形态又在心理模型的繁衍过程中被“学到”（或被教会），即成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经验。于是这一理论便解释了将意识形态和其它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循环中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问题：一个（反）种族主义的、（反）性别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尽管关于意识形态的书籍有上千册，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其它问题从未得到清晰的回答。在我的意识形态项目中，我假设，像许多其它认知表征一样，意识形态也有一个图式组织，包含一系列的固定范畴，规定着一个群体的“身份”或自我形象，如他们的行动、目标、标准、与其他群体和资源的关系。这一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其社会基础：那一类社会群体通常会发展意识形态？我希望在将来有关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书中解决这一问题。

7．知识

意识形态研究的这个大项目的下一个步骤是社会认知理论，意识形态应该是这一理论的一部分。这预示着其中包括一个意识形态与知识之间关系的详细理论。但是，当我着手写作关于意识形态的社会认知的书时，我很快发现，尽管有上千册书籍探讨知识，但没有一个关于知识的一般性理论。在认识论中有一个关于知识的传统概念即作为“已被证明的真实信仰”。但对于这一概念的许多争论是那么的神秘，并且与社会科学甚至是常识所知道的知识没有一点关联，因此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在几篇文章中，我开始为知识下一个新的、更实用、更实证性的操作定义，即作为认识群体中被证明的共有信仰，基础是群体认识标准，它告诉成员哪些信仰是作为知识“被接受的”和共有的。这意味着在一个这类群体的话语中知识是被系统地预设了的，因为所有说话人都知道所有其他成员都已经拥有这类知识。这也为语境理论提供了基础。语境理论解释的是语言使用者如何安排他们的话语，以表明他们所知道接受者已经知道的一种功能。

这样一个新的知识理论必须解释有什么类型的知识。我于是提出了一个朴素的知识类型学，包括不同标准，如社会范围（个人知识、人际知识、社会群体知识、民族知识和文化知识），抽象的对具体的、一般的对特殊的、虚构的对现实的，等等。

最后，这一理论还解释了意识形态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同样在CDA中，人们常常假设知识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但这在理论上是不令人满意的。假如所有知识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因此对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不同，那么我们群体之间就不会有共同的知识，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预设这类共有知识，而彼此就不能理解。而这并不是事实。

比方说，人们可能对人工流产或移民有不同的观点，但意识形态争论预设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人们拥有共同的知识：他们知道什么是移民和人工流产。就是说，不是所有知识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但所有意识形态是以一般的文化上共有的知识为基础的，而这些知识在这样一个群体的所有公共话语中都是预先设定的。不过，在群体内部，人们会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知识——那些被群体外部的人们称为“仅仅是”信仰、意见、偏见或迷信的知识，如人们看到的关于宗教的或种族主义的“知识”。

这个知识概念从根本上讲是相对的：知识是相对于它被认可和共享的群体而确定的。这也意味着知识可能发生变化——最初只是几个学者或某些社会运动的信仰，后来可能成为一般共有的知识。反过来也是如此，曾经是广泛接受的信仰，即知识（如关于上帝或地球是平的），现在普遍认为仅仅是一种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知识是相对的这一点本身也是相对的（原本应该如此），即从在群体内部这种意义上讲；但知识当然不是相对的：我们普遍接受的知识是被用来作为我们所有话语和交往的基础的。

在对知识的进一步研究中，这项研究最终将成为讨论话语和知识的一部专著，我希望进一步发展知识理论，展示话语如何在知识基础上被创造被理解。这一理论还为话语加工心理学领域迄今使用的心理学知识理论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多学科基础，同时也会成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认知理论的必要构件。

8．语境

最后，还有一个概念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语境。25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语篇和语境（《语篇与语境》）的书（Van Dijk, 1977）。但是在那本书中我谈论语篇的篇幅远多于谈论语境的篇幅——我将语境缩减为一些形式的语用参数，但并没有深入讨论，更没有与话语结构和语境化理论相联系。

在开展意识形态和知识研究的同时，有时这些工作与语境联系非常紧密，我萌生了要澄清语境概念的想法。问题是尽管有上千本书以“语境”为标题，但没有一本关于语境本身的专著。确实，在语言学和话语研究中，这个概念通常在一种很不正式的意义上使用，例如作为被研究的话语、社会实践或其它现象的情景或环境。

然而，这在理论上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因为社会语境本身不能影响语篇或谈话。我们需要的是某种接口。正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这种社会与话语之间的接口必须是认知的：它是人们理解或解释构成他们的话语和社会活动的语境的社会环境的方式。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很好的概念来解释这些关于事件或场景的主观解释：心理模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指出应该依据片段记忆中的特殊心理模型来确定语境理论：语境模型。这些语境模型（或简称语境）控制着话语创作和理解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如语类、形式、文体、变体以及更普遍的话语如何被调整以适应交际场景。

与其它心理模型一样，语境模型也包括有限数量的范畴，如背景、参与者和行动，以及次范畴，如时间、地点、身份、角色、目标和知识。这种非常简单的图式结构允许语言使用者迅速分析并确定正在运行的社会场景，并依此控制他们的话语使之成为确定交际场景的模型（定义）的一个功能。由于语境模型是主观的，这也意味着不同参与者对当前场景有不同的模型，因此也会导致误解和冲突。

语境模型解释了话语和话语加工中的许多问题。它们弥合了社会与语境上充分的话语之间的隔阂，解释了交际冲突。它们界定什么是文体——话语变体作为语境模型的一个功能。它们还解释语言使用者（而不是情景）如何控制作为交际场景功能的话语。

语境模型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知识。语言使用者根据他们的信仰或他们对接受者已知的信息的估计调整自己的话语或作品。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接受者的知识模型以及使自己的话语适应这一模型的策略。于是在几篇文章中我提议在语境模型中引入一个特殊设计，即K-设计（K-device）。这种知识策略有其自己的任务，即在话语创作的每一点上计算出受话人已经知道的知识（一般常识，或由于早先的话语，或者由于话语的前面部分），以此决定在这一点上预设那些知识、断言那些知识或者提醒那些知识。这些策略显然是以每一个成员与其认知群体中其他成员所共享的知识为基础的。以这种方式，我可以将知识研究项目与语境研究项目联系起来。并且由于人们不仅分享群体中的知识，而且分享社会群体和类似群体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设计或I-设计，因此可以提出一个I策略来解释在意识形态群体中人们如何组织意识形态上充分的话语。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希望将不同的正在进行的项目整合，如意识形态、知识和语境的研究，因为这时已经很明显，这些概念需要借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没有知识语篇和谈话是不可能进行的。没有语境控制和制约也是不可能的。而与社会有较多关联的话语也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因此，我需要知道，比如说知识和意识形态之类的社会“共有”或“分布”的认识（被认识的事物），其不同形式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它们如何进一步限定和解释诸如态度和社会表征等模糊的传统概念。换言之，这些项目都试图在一个全面的批评视角中阐明话语如何与社会认知和社会相联系。在这一视角中理论发展不断影响着批评性工作，同时也被这些工作所激励和鼓舞，例如关于种族主义、媒体、政治、课本以及其它创造权势和滥用权势的重要社会话语。

9．贡献

总结过去几十年我尝试做出的贡献，或许可以列表如下：

文学符号学的某些方面

文学生成理论的某些方面

诗歌语言的语义研究

语篇语法基础

语篇语义学的许多方面，如局部和整体衔接的条件，关联词理论，等等

话语、认知和行动的宏观结构理论

话语语用学理论，如宏观言语行为概念

叙事理论

话语加工理论的诸多方面，如动态、策略性加工理论（与Walter Kintsch合作）

心理模型理论（与Walter Kintsch合作）

话语理论基础

名流种族主义理论

种族主义话语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的诸多方面

偏见与种族主义话语再现的社会心理学

新闻界种族主义研究

教科书中的种族主义研究

日常讲故事中的种族主义研究

政治话语（议会辩论）中的种族主义研究

新闻话语理论，如新闻图式理论、新闻创作和理解理论

新闻分析个案研究，如国际新闻

社会认知和话语研究

批评性话语研究基础

权势的话语研究

意识形态理论

知识与话语理论的诸多方面

语境理论，如语境模型

出版了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书籍；在许多国家的大学，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大学做了许多讲座并开设课程；创立并编辑了四种国际性杂志；编辑两套话语研究手册；创建并维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提供资源的个人网站；为许多国际组织如ALED, IASR, CRITICS的创立贡献力量，等等。

10．结论

上面勾画的学术道路和贡献，像所有小说和解释一样，如果不是寓言的话，也需要一个结尾。经历了35年的话语分析之后，一个人应该已经了解了行为准则和它们的执行者。要强调的一点是，尽管我研究了各种各样的题目，作为一个学者我的研究倾向也很广泛，但我对许多国家中、对今天广泛的话语研究领域中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的了解和掌握非常有限。有好几个研究领域和方法我几乎不了解。但是，作为几个国际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者（先是《诗学》和《语篇》，现在是《话语与社会》和《话语研究》，以及《话语分析手册》和一套两卷本入门书《话语分析，一个多学科的贡献》（1997）的主编，我一直尝试提升、鼓励、整合、联合以及进一步发展语篇和谈话研究的许多不同领域，将它们汇集成一个新的跨学科“话语研究”。

我一直尝试填补空白，先是在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后来在句子语法和话语之间、在行动和语言之间、在话语和认知之间、最后在认知与社会之间搭建桥梁。我赞成用一种更社会化的方法研究话语加工的认知心理，赞同用一种更具社会认知性方法进行批评性、社会政治话语研究。我抵制并批评成立学派的提议，宣传多学科有广泛基础的研究尝试，反对简单化倾向。话语分析不仅应该理论明确，也应该多种多样，综合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交际研究和其它社会科学的所有相关领域。

幸运的是，通过主编杂志以及撰写和编辑书籍，我能够对这一过程产生一点影响。但很明显单靠一个人是不够的。并且不论理论努力和组织努力以哪种方式出现，最终的目标就是，也应该是，为社会的批评性分析做贡献，包括对我们的学生进行批评性教育。

另一个重要总结是，我的工作代表的只是众多倾向、方法、理论和研究方向中的几个：开始于诗学和符号学研究中的法国结构主义，很快集中到现代语言学，接着集中研究认知心理学，后来是社会科学。在话语分析中有许多领域、方法和途径，我从中间学到了很多。

我的目标一直是使研究清晰并适宜于教学，避免晦涩难懂：我最主要的标准是让我们的学生，而不仅仅是创建者，能够读懂和理解我们的工作。晦涩的著作不仅阻碍理解，也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基本目标不符。

令我的一些读者遗憾的是，我不愿停留在一个领域、一个问题或范式，一直在变换领域以便探索话语分析的新途径和新问题。我只希望话语分析中有更多的人更经常地“愚蠢”到离开现在轻车熟路的研究领域，去探索邻近的领域。只有在领域或学科的边缘，人们才会观察到新的现象，发展出新的理论。

从上面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话语分析对我来讲基本上是多学科的。它包括语言学、诗学、符号学、语用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和交际研究。由于话语在本质上具有多方面的性质，这种多学科研究应该结合起来。我们应该设计复杂理论以便解释话语的不同维度（语篇的、认知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维度）。确实，像种族主义这样一个问题不能完全理解为一个学科问题，亦不能依照简单理论加以解释。

将学科看作一个整体，在过去的35年中我对话语有了很多了解。不过，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们所获知的许多东西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误入歧途的。我不怕犯错误，我把错误看作是所有新学科和未开垦区域里初始探索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当其它研究显示出这些失误并且表明我们错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应乐于承认这些失误。与70年代早期原始的“语篇语法”相比，现在的语篇结构框架当然是复杂精密得多。与20年前简单的语篇和谈话的认知的、社会的交互模型相比，新的语篇加工研究、社会政治话语研究和会话分析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现代话语研究的40年间，许多社会领域的众多不同话语体裁（政治、 媒体、教育、法律等）得到了探讨，层次、维度以及分析范畴增多了。因此，比起40年前，现在的话语分析更复杂，从认识角度讲也更准确。60年代的时候，我们只是几个学科中对话语研究感兴趣的少数学者。今天，成千上万名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的学者每年写出上千部著作上万篇文章讨论数以百计的各种话题和分支学科。尽管话语分析还很少在学术上确定为单独的院系或学科，但它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跨学科，拥有自己的杂志、手册、学会和专业。

但是，仍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领域尚待开发（如话语的政治科学）。现在我只是刚刚开始在严肃政治问题如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很相对的框架内研究话语。在我看来，话语分析在社会上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真正价值应该看它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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